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
这首词写春闺幽怨。
上片头二句写女主人公在风吹月照下，倚屏发愁。“砌花”三句，既写花，又写人。“如啼恨脸”，形象秀丽，可爱堪怜。
下片“香烬”句，突出闺中凄凉，“可堪”句交待凄凉的原因是情人失约。“绣襦”句表现她无心妆扮。最后二句，将情绪引向遥远处，境界略开。结尾“涯”字，与“时”、“枝”、“仪”、“期”、“欹”相押，都是韵脚。“涯”，唐五代时两读，既在麻韵，又在支韵。《花间集》中，“涯”有与麻韵字相押的，如顾敻的《酒泉子》其六（《酒泉子·水碧风清》）：“恨无涯，小屏斜，堪憎荡子不还家。”又《虞美人》其五（《虞美人·凭阑愁立双蛾细》）：“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此首则与支韵字相押。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
此诗写陪宴所见，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贵戚专宠的国家大事，由个人身世之慨发展到时世之叹。全诗画面繁复，情感郁结，气势磅礴，包蕴深远，显示了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逐渐形成。
此诗从设宴园中叙起，写景由近而远。头两句写乐游园上的景色。次两句写乐游园周围景色。既见地势高敞，又见胸襟开阔，其心旷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维的《辋川集·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差可比拟，而笔力则更加雄浑。
正因为座上俯视，可见全城：“秦川对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长生句至“缘云”句一段从所见宫阙园苑远景生出的有关皇帝此时此刻也在真宴游玩的想象。《两京新记》载：“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亘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园，提到夹城复道中如雷霆般轰鸣的车马仗经过时的声响，提到大开的天门阊阖，等等，可见指的是皇帝带着他的宠幸这时正赶着前往南苑诸胜去寻高作乐。
“酌瓢”“调马”是就皇帝而言。唐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长生，偶尔也会在大内用“长生木瓢”酌饮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庙赋》中二丞相颂扬玄宗“浇讹散，淳朴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这么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强烈的凡人情欲，而“更调鞍马狂高赏”，到南苑诸胜散心去了。
这诗先叙杨长史设宴于地势高敞的乐游园，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见而生出种种有关皇帝游幸情事的想象，并以含混的言辞加以表现。因为相隔很远，虽见到一些动静，到底只能凭想象揣度，并非亲眼得见，难能坐实皇帝一定在内，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寻高作乐，即使不像王维那样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他辩护，说这只是“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也不能大肆张扬他跟爱宠们在吃喝玩乐啊，想说又不敢说，这就不免支吾其词，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势必会勾引起应诏、召试以来的无穷心事，倾泻出来，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叹和徙倚无依的身世之感。诗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后段诗意的过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讲解起来，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显得疙疙瘩瘩了。
此诗画面的繁复和跳跃、情感的郁结与变化，造成了纵深横阔的效果，显示了杜甫独特诗风的逐渐形成。旅食京华的十年，杜甫留下了一百一十多首诗，包括《前出塞》《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既具有广阔深沉的生活内容又充满杰出想象力的作品，所以《乐游园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这首诗在杜甫七古长篇中第一次展现出了“沉郁顿挫”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显现出诗人诗艺逐渐成熟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