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斗鸡、舞马、歌舞、百戏等，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玄宗晚年耽于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几至灭亡。王建七律《春日五门西望》，即是一首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的篇章。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御堤。”“五门”，又称午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墙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等五个门，故云。“西”即诗题所云“西望”。百官自大明宫下朝，步出五门，西望则是西内之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西内是玄宗游戏的重要地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宜春院的梨园弟子就生活在西内。百官退朝，侧身西望，但见一阵阵春风，把一股股灰尘吹过御堤，使整个西内显得迷迷濛濛。“尘起春风过御堤”一句虽为写景，却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消逝的岁月无数史实已记忆不清，印象模糊。唯有玄宗的荒嬉尚历历在目。由此为下文张目。西内留下了唐王朝历代帝王的足迹，宫掖中秘闻逸事数不胜数，但最能勾起诗人回忆的却是唐玄宗。这不仅由于玄宗距诗人的时代最近，更重要的是因为玄宗是位因荒嬉几至覆国的君主。因此，颔联很自然地就从首联的望西内而过渡到对玄宗往事的追忆：“黄帕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马，此指舞马。舞马以黄帕覆盖其马鞍以见其珍贵。玄宗时，教坊中百戏杂耍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等应有尽有。此外，斗鸡、舞马也特受玄宗喜爱。据载，玄宗曾驯练出舞马一百匹。这些马在表演时，站在巨榻之上，“衣以文绣，饰以珠玉”，随着音乐的节拍俯仰跳动，曲尽其妙。玄宗又好斗鸡戏，曾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门训练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斗鸡比赛时，则分成若干支斗鸡队，胜者则缠以锦段。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也正指此。舞马和斗鸡，玄宗后不再时髦。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只选取玄宗荒嬉最典型的事例，不露声色地展示出来，而让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读者，自己去充实众多未写入诗中的内容。
颔联两句是虚笔叙事，这是由“望”而产生的遐思。颈联和尾联则是实笔写景，这是“望”的真实景物，但景中有情，是借景以寄慨。不过，在具体表现上却又不同，互有差异。
颈联“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作今昔纵向对比，不过不是事与事对比，而是以今之物同昔之事对比。“馆”，当指建于西内之宏文馆。在春风的拂动下，馆松茂密，御柳堆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馆松御柳，曾作为玄宗享乐的见证者而存在，可现在，郁郁葱葱的馆松御柳，同转瞬即逝的玄宗的荒嬉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当然要激起诗人心中对今昔盛衰的强烈慨叹。只不过这种慨叹，并非是出自疾呼呐喊，而是寓之以景罢了。岑参《山房春事》诗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以“无情”“无知”的庭树之花，来透露其对梁园萧索的无限伤心之情。“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教坊”，当指建于西内之宜春院。宜春院已不再是歌舞繁华之地，其南，则荒草古苔，一派阴暗凄冷之象。诗中“阴”和“冷凄凄”数字，既是写实的景语，又饱蘸着作者抚今追昔的伤痛之情，将实景和心境融合为一。
此词赋予抽象的春以具体的人的特征。词人因春天的消逝而感到寂寞，感到无处觅得安慰，像失去了亲人似的。这样通过词人的主观感受，反映出春天的可爱和春去的可惜，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此词高妙处，于它用曲笔渲染，跌宕起伏，饶有变化。故先是一转，希望有人知道春天的去处，唤她回来，与她同住。这种奇想，表现出词人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
下片再转。词人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世界里来，察觉到无人懂得春天的去向，春天不可能被唤回来。但词人仍存一线希望，希望黄鹂能知道春天的踪迹。这样，词人又跌入幻觉的艺术境界里去了。
末两句写黄鹂不住地啼叫着。它宛转的啼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但词人从中仍得不到解答，心头的寂寞感更加重了。只见黄鹂趁着风势飞过蔷薇花丛。蔷薇花开，说明夏已来临。词人才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春天确乎是回不来了。
此词为表现惜春、恋春情怀的佳作。作者近乎口语的质朴语言中，寄寓了深重的感情。全词的构思十分精妙：作者不知春归何处，一心要向别人请教；无人能知时，又向鸟儿请教。问人人无语，问鸟鸟百啭，似乎大有希望，然而词人自己又无法理解，这比有问无答更可叹。最后，鸟儿连“话”都不“说”，翻身飞走。这番妙趣横生的抒写中，作者的惜春之情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南山就是终南山，也称中南山。它是长安南郊的名山。
韩愈好游奇山，务必穷其形胜而不顾性命（《国史补·卷中》）。所以，他笔下的《南山》诗雄奇恣肆，卓荦不凡。不仅如摄影家运用广角镜头，从各个方位、季节，摄取了南山种种奇景，而且能勾出山之神态，渗入诗人的遭遇、心情、意趣。
此为五言古诗，计一百另二韵，分三段。此诗先写作诗的起因，刻镂山形，铺排山势、描写景物；中间插叙贞元十九年被贬南方时经过南山的情景；最后总承，又从不同角度，说出南山朴拙而奇特的一面。此篇可说是融合汉赋铺张雕绘之工，又效法了杜甫五言大篇之体制，炫露文才，尚奇新，不忌夸饰。
第一段至“阴霰纵腾糅”，言远眺中的南山，千姿万态，瞬息异状，惹人游兴，炽烈。此段分三层。
首层至“茫昧非受授”，写终南山的地理位置。
自“团辞试提挈”至“顷刻异状候”为第二层，总状遥望中的终南山。诗人使用了大量的动词：“凑”、“出”、“碎”、“蒸”、“通透”、“飘簸”、“融”、“凝”、“露”、“浮”、“褰”，挥写云山变幻之态。日出云散，始睹峰峦脉纹如缕，密布若绣；云岚勃起，山踪忽隐，但见“澒洞一片，山岘岚渐稀，忽能透霭见山；流云时而“飘簸”，时而“平凝”，山峦也随之忽露忽沉，忽静忽动；岚卷峦“浮”，形如“脩眉”新绿；云消峰竖，似鹏喙浴海。诗人运用浮云在山间舒卷给人造成的错觉，使静谧之山跃跃欲“浮”，跃跃欲“褰”。其中“缕脉碎分绣”句工细，“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句雄奇，“天空浮脩眉，浓绿画新就”句清新，’孤木掌有绝，海浴褰鹏噣”句奇恣。此后，分写四季山景：春山草木“吐深秀”，沁芬芳，即使“嵂崒”的岩峦，也“软弱”似醉；夏山被“荫郁”的丛林“埋覆”，能见的只是“夏云多奇峰”；秋天，草木凋零，“癯瘦”的峰锷直刺“宇宙”；冬季，冰雪“琢镂”“危峨”，在“新曦”映照下，山色分外妖娆。诗人以瘦硬之语句，勾勒南山季节性的特征，从中还可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坚硬的岩石，也会显得“软弱”；横亘半空的名山也难免被“埋覆”；代表冬季的颜色是“幽墨”，但装扮它的却是洁白的冰雪等等。
“西南雄太白”以下写太白山是第三层。太白也称太乙，是终南山的主峰。写太白就是写终南。其中“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句与王维《终南山》“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作用相近，但风格迥异。韩愈写得飞扬雄奇，王维之句则雄浑平和。
自“昆明大池北”至“脱险逾避臭”是第二段。可分四层。
首层至“始得观览富”。其中“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六句，写诗人取道昆明池，往游终南，一路俯瞰水中山影，不肯稍瞬；称山影“困”于池而不能尽见；嫌周围四十里的昆明池，小如“清沤”，均委婉透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一往深情。“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言风吹波起，山影破碎，状若猿猱躁跃：想象奇特，造句瘦劲，乃韩愈的当行本色。“仰喜呀不仆”，写出行近终南，仰观南山时的心情，语平直而意深邃，其气直贯“崎岖上轩昂”二句。
第二层至“欲进不可又”，写诗人中途迷路，未能遂登山之愿。其中“行行将遂穷”以下九句，描摹诗人爬山时的心理，相当出色。他在岭阜之间奔走，寻觅登山之路，恨不得将南山周围的峰峦全都搬走；甚至想请神话中的夸蛾、巨灵移山，又怕违拗造化本意，为雷电呵诟。诗以此数句，作一顿挫，盘旋蓄势，逗出“攀缘脱手足”以下七句，明写攀山之艰，暗示诗人游兴之浓。
自“因缘窥其湫”至“峙质能化贸”为第三层，着重写游湫。其中“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鷇”，以“弯环飞”，状群鸟贴湖回翔，能传其神情；而“救”、“争衔”、“投弃”数词，与前“阴兽”“神物”相应，为此幽靓之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与前层相映：一苦一乐，一张一弛，有相反相生之妙；而神话的运用和渲染，则为结句作诗酬神之意埋一伏笔。末四句，言诗人于归途“回睨”，不能忘情南山，逗出二次游山。
自“前年遭谴谪”以下为第四层。言诗人于谴谪途中，再次游南山，终因冰雪封路，沿途杉篁披冰，枝若“蒲苏（刀剑）”，干如“介胄”，只得怅而返。
“昨来逢清霁”起，至“蠢蠢骇不懋”为第三段前层。诗人于贬谪遐方之后，擢任京官，乘兴往游，直登峰巅，视野顿然开阔。往昔视为畏途的峻岭大阜，尽伏眼底，只如五色斑斓的带“皱”石堆。此后，即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十四个叠句，形容千山万壑的诸种态势。对此，历来赞扬者多，批评者少。批评集中在“味短”“辞费”上。其实，韩愈作此诗目的在于状南山胜景，在于“体物”。因此，吸收了《子虚》、《上林》赋的手法入诗，抓住山壑峰峦小异之处，尽力铺张雕绘。这，决不是“味短”、“辞费”，而是按照题材，选择诗体（方世举称《南山》是赋体）的结果，是“以文为诗”的范例。其中连用“或”字，远绍《小雅·北山》（有十二个“或”字句），近承陆机《文赋》（连用八个“或”字句），加以参差变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风。句中多用骈字、时杂拗句，复以险韵出之，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之类即是。诗以一句一喻为主，其间错落地杂以四句一喻和二句一喻，连用排比，仍富变化。句式多变，有“或×若××”式，也有“或××若×”、“或若×××”及“或××××”，多种句式交互使用。形象中时寓议论，如“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末二句包孕着人际关系的哲理。又如“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以卦象状山：剥卦“ ”，为“地下山上”之象，有“不利有所往”的象征。在形容山态时，言己目前身在峰顶的处境，隐寓处世之道。就全诗章法而言，第一段由远眺而逗游兴，第二段言二次游山，历尽艰危而游兴不减，经层层盘旋作势，引满待发之后，至此，连用五十一个排比句和十四叠句，犹如长江黄河之水，经上游山峡壅阻之后，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就笔法而言，最初自山下眺望，两次往游：一系俯视水中倒影，一乃近瞩山径风光；此则绝顶鸟瞰，角度不一，写法迥异。山本静物，但在韩愈笔下均具动态，且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段是云岚舒卷而造成山“动”的错觉，第二段是风吹水动，引起山影破碎躁动；此段则是诗人游目四骋而造成的错觉。撰如此长诗，而能一笔不复，尤见韩愈才力之雄。自“大哉立天地”以下为后层。言终南山奇神灵，故诗人作诗以酬。
程学恂说：“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此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