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树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注释
顿首:原指以头叩地而拜,属九拜之一。见《周礼·春官·大祝》。后来常把此词用于书信的首或尾,表示谦敬。
十八丈:韩愈排行十八,其兄韩会与柳宗元父为友,故柳宗元视韩愈为氐辈。
侍者:犹言左右,古人写信时,对尊者常不直指,便用委婉语词如侍者、左右、执事等,以表谦敬。
获书言史事:指韩愈给柳宗元的信中提到论史官的事。
具:原指陈述,此处引申为写在。
刘秀才:即刘轲,字希仁,曲江人。
私心:私下。
馆下:指史馆。
安有二句:意谓韩愈怎么能猜测宰相之意,认为宰相出于同情心理,随便给他一个史官之职,以使其荣耀荣耀?探:猜测。苟:随便。
若果尔:如果宰相真的那样想的话。
冒:假充。
密地:机密地方,指史馆。
掌故:汉代官名,掌礼乐制度等故事。
利纸笔:贪图纸笔之便利。
为私书:写自己的文章。
设使六句:假如你担任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那么褒贬升降官员就越发明显,你应该是更感到恐惧,又怎能满有把握入于御史台,美食安坐,在朝堂上无任何顾忌地奏事呢?设使:假如。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大夫(正三品),御史台官名,执掌监察肃政。扬扬:得意的样子。台府:即御史台,又称宪台,肃政台,为政府的监察机构。
政事堂:唐代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唐代初期,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武则天时,裴炎将议事堂迁于中书省。开元时,张说为宰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
内庭:宫禁之内。也作“内廷”。
外衢:大道。
何以二句:怎么能把你和那些不修史而贪图名利的人区别开来呢?
罪:怪罪。
回:曲,引申为改变。
莫若句:意谓不如早早离开那个位置。
孔子三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方略,屡不见用。只好回到鲁国,作《春秋》。
以:用,使用。
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因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为采邑,故称周公。曾辅佐成王。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制订的。
史佚:周初的史官。佚,一作“逸”。
范晔: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曾任尚书吏部郎。博涉经史,删定自《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成《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因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
司马迁句: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汉武帝认为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且为变节者开脱罪责,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班固: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初,因续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下狱。弟超上书力辩,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掌书奏),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其父所著书,积二十余年,修成《汉书》。永元元年,随大将军窦宪击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也因事被洛阳令种兢逮捕,死于狱中。
检下:约束谦让。
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字伯渊,小名桃简。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仕魏三世,军国大计。多所参与。浩工书,通经史,作国书三十卷,为鲜卑诸大臣所忌。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以矫诬罪诛死,并灭族。
沽其直:即沽直,意谓在人前言己行止正直而洁求声名。
暴虏:谓邪恶势力。
子夏句:意谓子夏没有任史官但也失明。
所云若是:都这样说。
卒:最终,到底。
磊磊:胸次分明。
轩天地:气概不凡顶天立地。
恣:昕之任之。
行行:刚强。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该词上片描写了词人回忆曾经在一个晴朗的中秋,置身丹桂丛中,月波花影荡漾在酒杯中,而今晚云雨湿了纱窗,只有蜡烛闪光的情景,下片描写了词人想要乘风上天去质问天宫,但路也难通,信也难通,只得在烛光下慢慢喝酒、唱歌的情景,表达了词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怀。
上片,用对比的手法写今宵中秋无月之遗憾。
起首二句,逆入,因今思昔。起笔入题,回忆先年中秋之夜,碧霄无云,皓月当空, 桂影婆娑,桂花飘香,伴桂倚花,把酒赏月,“花在杯中,月在杯中”,怡然自得的情景。“花在”两句,笔意极工,透显空灵静境,欣喜之情。
“今宵”三句,折转写今宵中秋楼台赏月,人酒依旧,却不见明月。原因是“云湿纱栊,雨湿纱栊”,今晚是个雨夜。曲笔写出赏月而不得月的沉闷而遗憾之情。
下片写无月之夜的孤寂愁怀。换头紧承上片。
“浑欲”三句,写企盼中秋之月的心情。“浑欲乘风问化工”写出盼月心情之急切,倍见其遗恨之深。此句暗中透出词人被朝廷闲置不用,报国无门之恨,他要“浑欲乘风”去质问皇上,为何如此对待他。“路也难通。信也难通。”写出愿望难以实现的无可奈何之情状,其怨恨之情显而易见。
结末三句以景作结,写中秋无月之夜的寂寞愁情。词人在无奈之下,只得以红烛为伴,借酒浇愁,慢歌独饮,聊以自慰,以此来打发这个无月的漫漫长夜。其孤苦之状,历历在目。
在这首词中,作者明伤“中秋无月”,实则有英雄末路之叹。全词写景抒情融为一体,语言明白晓畅,婉曲蕴藉,韵味无穷。
这是一首赠人之作。诗中作者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过着贫贱生活的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且自惭引援不力,爱莫能助,并以朋友的身份对他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慰勉,这发自内心的关切体现了友谊的真挚和深厚。
“惊风飘白日”这一发端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是“陈思极工起调”的著名例句。在作者笔下,太阳落山这一常见景象被描绘得奇突不凡,就仿佛太阳不是自然下落而是忽然给惊风吹落似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写景,而是景中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即他对时光奄忽、人生短暂的惊叹。用白日西驰的意象来表现光阴易逝在曹植诗中还有几例,如《箜篌引》中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但因此诗是用在作品开头,又着一“忽然”加以形容,语气格外急切,感情格外强烈,因而格外精警动人,故被沈德潜称为“高唱’’。
接下来改用舒缓语调写夜空景色:“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新月和繁星交相辉映,美丽,恬静,极富诗情画意。这两句一则与黄昏日落相承接,同时为下文写夜游张本。但作者在写夜景之后并不即刻转入写夜游,而是插入了两句议论:“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以“志士’’和“小人’’对举,写出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一议论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营世业”和“亦不闲”正是时光飘忽、人生短促这一客观现实在“志士”和“小人”心中引起的不同反映。通过对乘时立功的“志士”和及时行乐的“小人”的一褒一贬,一方面高度赞扬了有志之士徐干,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戮力上圈,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正是曹植的毕生追求。这两句与《杂诗》(其六)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寓意相同,只是将“媮自闲”翻为“不闲”,便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自然引出下文的夜游。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议论转入描写。“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四句,以夸张的笔法、工整的对仗、华美的辞采描绘了邺都宫观的巍峨壮丽,并且写得有声有色、动静相映。这一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出曹植诗”辞采华茂“及炼字造句的特色。作者着力突出宫阙之盛,自有其用意,是以此反衬下文徐干处境的困窘,正如黄节所说“鸠居殿观,际会风云,喻人才杂出,而干独甘贫贱也”(《曹子建诗注》)。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这四句写徐干衣食不周的窘境,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三国文》无名氏《中论序》说他“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作者不仅对这一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他冀为世用而不得的内心情感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指出徐干所著《中论》等诗文是他慷慨悲愤感情的结晶。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干如此“贫贱’’而“有悲心’’呢?作者以卞和献璧的故事为喻,说徐干有才能却得不到重用自己是有过失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便是用“宝”比喻徐干,用“和氏”自比。然而,人们从作者真诚的自责中感受到的只是他爱才、怜才的一片真情,“宝弃”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对这一点,作者自然是清楚的,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两句表面上说徐干要等待知己的援引方才出任,而自己作为他的知己也并非不想加以推荐。言外之意是虽有爱才之心,惜无援才之力。并于反诘的语气中流露出他对当权者不用贤才的不满,也见出他自己的牢骚。作此诗时曹植虽未明显受到压抑,但亦无权柄,甚至无力引荐向他求助的朋友,一向爱护人才的他有此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但曹植毕竟是建安时代的诗人,热衷用世的时代精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使他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他坚信贤才必为世用,并以此安慰和鼓励他怀才不遇的朋友。“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这四句采用了营植所擅长的比喻手法,如用“良田”、“膏泽”比喻有才德的人;用“无晚岁”、“多丰年”比喻人才一定能出头,用“玙璠”比喻美德。意思是说有才德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时间愈久则美德也愈显著。这形象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徐干的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结末“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是说知交的责任在于互相勉励,所以自己赠诗除了敦劝已别无可说。对友人的期待,自己的无能为力,种种复杂的感情,尽在此不言之中。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层层有序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徐干的赞扬、同情、安慰和鼓励。钟嵘《诗品》评曹植诗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于此诗可见一斑。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