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
诗首联就抒发身世之感，说自己长期辗转道路，似随风飘转的蓬草一样，没想到今年又往巴东去。以蓬草喻生涯无定，是前人常用的比喻，陆游用在这里，不但很切合他的身世，更因为他此刻离家不久，还带着离别的遗愁，所以分外凄切。“无归”二字，结合陆游生平以收复国土为己任，渴望战斗在前线来看，不仅仅是说自己似飞蓬，不能安居，而是对此行是到夔州，仍是闲职，不能为国出力而感到不满。次句写赴官巴东，构思巧妙，不直说其事，而说自己做梦到巴东，既说出了目的地，又表现了自己复杂的心情。陆游在出发以前，曾作《投梁参政》诗，直率地说自己“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梦到巴东，正是这一心情的反映。当然，三峡蜀道之难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次联便遥想此行前程的苦难，说蜀道是万死一生的险地，自己将步入那千峰百嶂之中。这两句是想象之词，也可理解为上联所说的梦中所历，在写行路难中，不免也有世路艰难的感叹。
诗的前两联是说明晚泊即乘舟出行的原因及黯然的心情，第三联正式入题写晚泊，通过泊船时的一件小事及眼前的景色来表现。邻舟乞火，乡间庙宇有船夫们祈祷顺风，看似漫不经心而出，实际上以借火说明夜泊，以庙宇说明所泊处不是很荒凉的地方；由此末尾再顺手带出晚泊的地点是淮南岸，眼前是落日、啼鸦、戍楼。尾句结得很萧索，与诗人的心情紧密相合。瓜洲属镇江，陆游曾在这里任职，当时斗志昂扬，满怀希望，以致他后来在诗中自豪地宣称他这段经历，有“楼船夜雪瓜洲渡”句。如今他旧地重到，见眼前萧然景色，叹仕途多艰，壮志难酬，心中感慨，可想而知。
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说自己早年学诗，“残余未免从人乞”，自从四十八岁到南郑从军，从现实中汲取了创作源泉，遂悟出诗家三昧。这首诗是陆游从军南郑以前的作品，格调远不如他晚年作品那么苍劲雄健，或多或少还可看出他向江西诗派作家曾几学习的痕迹。
但全诗看似随笔挥洒，仍能情意相贯，属对工整，是他前期诗中的佳章。清刘熙载《艺概》说陆游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就是指这一类诗。陈衍《宋诗精华录》说：“翁与石湖、诚斋皆倦游者，而石湖但说退居之乐，陆、杨则甚言老于道路之苦，似与官职大小亦有关系。”此评恐未真正说中放翁心事。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