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打桩设网的狩猎者,与捍卫公侯的甲士联系起来,似乎也太突兀了些。但在先秦时代,狩猎本就是习练行军布阵、指挥作战的“武事”之一。《周礼·大司马》曰:“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阵),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打猎)。”其他如“中夏”、“中秋”、“中冬”,亦各有“教茇舍(野外驻营)”、“教治兵”、“教大阅(检阅军队的综合训练)”的练兵活动,并与打猎结合在一起进行。按孔子的解释就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打猎)而习之。”打猎既为武事,则赞美公侯的卫士,偏从打桩设网的狩猎“兴起”,也正在情理之中了。
一场紧张的狩猎就将开始。从首章的“肃肃兔罝,椓之丁丁”,到二章、三章的“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虽皆为“兴语”,其实亦兼有直赋其事的描摹之意。“兔”解为“兔子”自无不可,但指为“老虎”似更恰当。“周南”江汉之间,本就有呼虎为“於菟”的习惯。那么,这场狩猎所要猎获的对象。就该是啸声震谷的斑斓猛虎了!正因为如此,猎手们所布的“兔罝”,结扎得格外紧密,埋下的网桩,也敲打得愈加牢固。“肃肃”,既有形容布网紧密之义,但从出没“中逵”、“中林”的众多狩猎战士说,同时也表现着这支队伍的“军容整肃”之貌。“丁丁”摹写敲击网“椓”的音响,从路口、从密林四处交汇,令人感觉到它们是那样恢宏,有力。而在这恢宏有力的敲击声中,又同时展示着狩猎者振臂举锤的孔武身影。
从诗中所咏看,狩猎战士围驱虎豹的关键场景还没有展开,就突然跳向了对“赳赳武夫”的热烈赞美。但被跳过的狩猎场景,其实是可由读者的丰富想像来补足的。《郑风·大叔于田》就曾描摹过“火烈具举,襢裼暴虎(袒胸手搏猛虎)”的惊险场面,以及“叔善射忌,又良御(车)忌,抑磬控忌(忽而勒马),抑纵送忌(忽而纵驰)”的追猎猛兽情景。这些,都可在此诗兴语的中断处,或热烈赞语的字行间想见。而且由猎手跳向“武夫”,由“兔罝”跳向“干城”,又同时在狩猎虎豹和沙场杀敌之间,实现了刹那间的时空大转换:这些在平时狩猎中搏虎驱豹的健儿,一旦出现在捍卫国家的疆场之上,将在车毂交错、箭矢纷坠之际,挥戈击退来犯强敌,而巍然难摧如横耸的城墙。于是一股由衷的赞美之情,便突然充溢于诗人胸际,甚至冲口而出,连连呼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好仇、腹心)”了。
诗写得很自豪。在三章相叠的咏唱之中,这种自豪也因了“干城”、“好仇”以至“腹心”的层层推进,而增添了一种神采飞扬的夸耀意味。这对那些“公侯”来说,有这么一些孔武有力之士为其卖命,当然是值得自矜的。但对于“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时代来说,甘将一身武艺,售予公侯之家,而以充当他们的“腹心”为荣,就很难说是一件幸事了。《诗经》“国风”中另一些为离乡背井、久役不归或丧身异域,而咽泣、哀号和歌哭的诗作,也许更能透露:在这种夸耀背后,还掩盖着怎样一种广大无际的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以为诗的主旨是讲“后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实在令人感到穿凿牵强,而欧阳修《诗本义》、方玉润《诗经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说”、“咏武夫田猎说”差为近之。
此诗首句写潼关雄踞山腰,下临黄河,形势十分险要;次句写作者行经此地,马蹄声声,被秋风吹散,点明时间和旅程;三、四句写黄河浩浩荡荡以及潼关境域内的山峦起伏。全诗豪迈奔放,写景与言情巧妙结合,含蓄又生动。
诗的首句以一种远景式的遥望,展现潼关一带苍茫雄浑的气象。紧接着,第二句以轻捷、有力的笔调,将“秋风”“马蹄声”引入诗中,不但以听觉形象补充了前一句所造成的视觉形象,进一步渲染出潼关一带独具的氛围,而且打破了原先画面的静态,给全诗增添了一种动感。对于久处书斋的文弱书生来说,萧瑟秋风也许是惹人伤感的凄凉之物,但对胸怀大志,亦文亦武的诗人来说,秋风中那矫健的马蹄声却更能催动豪情。他在壮阔的天地间策马驰骋,感到欣喜,感到痛快,感到精神上的极大的自由。
接下来的三、四句,则转从河和山方面来写。在前面那种状态下,诗人极目四望,眼前的自然景物也呈现出新奇的姿态:那从群山中冲决而出的黄河,尽管已奔入辽阔的平原,但仍嫌受束缚似的在不断冲击着河岸;而西去的群山,虽然走向与黄河相反,但仿佛也在力戒平坦,一更比一峰高。这样透过壮阔险峻的背景,就把潼关写活了。同时将写景与言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融进了诗人要求冲破约束的奔放情怀,是自我性格含蓄而又生动的描绘。
这里的诗人即高山、大河,高山、大河即是诗人。因为诗人已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了高山、大河之上,在高度的审美愉悦中,诗人已与高山、大河进入了同一状态,彼此相融,浑然不分而这“犹嫌束”“不解平”的黄河,高山,即是诗人傲岸不羁雄奇磊落胸怀的写照是诗人特有的冲决一切罗网、奋发昂扬的心态的外化。
诗人在这首诗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扩张式的、外拓型的心态。这是一种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所急需的新型人才应有的精神状态。它昭示了诗人短促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就此展开。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是描写筵席间歌女表演的词
上片写歌女的静态。她乌黑如云的鬓发梳理整齐,衣服的颜色鲜艳得好像太阳初升时的彩霞。她准备要表演了,欲唱未唱,静静地站立在翠绿色的主席上宛如不知何故下凡的巫山神女。
下片写歌女的动态。表演开始。她的歌声衬着节拍破喉而出,如同对镜高歌的鸾鸟。她的舞姿轻盈曼丽,如同燕子突然飞空时的轻快干脆。霞衣随着舞姿而飞扬。令观看者不禁担心:别让红袖翻过窗户。外面春光正好,柳絮轻柔,不要让她被扬花吸引,离开这里随春风而去!
本词对歌女的描写,动静结合,动静有致。静时待歌凝立。蓄势待发,静中亦含动。动态描写就更加鲜活,极具动感而又传神。对歌女的描写不仅是形容歌女的美丽和歌喉舞姿的美妙,观者的感受也融入其中。她静止时是美的。欲唱未唱令人期待。她动起来更美。歌舞水平的高超令观者惊喜并融入其中。”莫翻”二句极妙。莫是规劝的,希望阻止的,与下文的”怕”相呼应。通过观者紧张而又陶醉的心情,侧面说明了歌女美妙的舞姿。反语赞人,手法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