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此词是作者徐州谢雨词的最后一首,写词人巡视归来时的感想。词中表现了词人热爱农村,关心民生,与老百姓休戚与共的作风。作为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首词之风朴实,格调清新,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为有宋一代词风的变化和乡村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片首二句“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不仅写出“草”之“软”、“沙”之“轻”,而且写出作者在这种清新宜人的环境之中舒适轻松的感受。久旱逢雨,如沐甘霖,经雨之后的道上,“软草平莎”,油绿水灵,格外清新;路面上,一层薄沙,经雨之后,净而无尘,纵马驰骋,自是十分惬意。触此美景,作者情动于衷,遂脱口而出:“何时收拾耦耕身?”“耦耕”,指二人并耜而耕,典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是春秋末年的两个隐者。二人因见世道衰微,遂隐居不仕。此处“收拾耦耕身”,不仅表现出苏轼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同时也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情况下,仕途坎坷、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
下片“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二句,承上接转,将意境宕开,从道上写到田野里的蓬勃景象。在春日的照耀之下,桑麻欣欣向荣,闪烁着诱人的绿光;一阵暖风,挟带着蒿艾的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肺。这两句对仗工整,且妙用点染之法。上写日照桑麻之景,先用画笔一“点”;“光似泼”则用大笔涂抹,尽力渲染,将春日雨过天晴后田野中的蓬勃景象渲染得淋漓尽致;下句亦用点染之法,先点明“风来蒿艾”之景,再渲染其香气“如薰”。“光似泼”用实笔,“气如薰”用虚写。虚实相间,有色有香,并生妙趣。“使君元是此中人”给句,画龙点睛,为升华之笔。它既道出了作者“收拾耦耕身”的思想本源,又将作者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更进一步深化。
作者身为“使君 ”,却能不忘他“元是此中人”,且乐于如此,确实难能可贵。
这首词结构既不同于前四首,也与一般同类词的结构不同。前四首《浣溪沙》词全是写景叙事,并不直接抒情、议论,而是于字行之间蕴蓄着作者的喜悦之情。这首用写景和抒情互相错综层递的形式来写。
上片首二句写作者于道中所见之景,接着触景生情,自然逗出他希冀归耕田园的愿望;下片首二句写作者所见田园之景,又自然触景生情,照应“何时收拾耦耕身”而想到自己“元是此中人”。这样写,不仅使全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而且使词情逐层深化升华。特别“软草平莎过雨新”二句、“日暖桑麻光似泼”二句更是出神入化,有含蓄隽永之妙。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