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采用叙事的手法,正所谓“词宜抒情,或直发胸臆,或假以兴象,而叙事者少见”。所以显得更为奇妙。
上片情语出之于景语,写女子意兴阑珊之貌。首句点明时间是黄昏,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朱帘斜斜地垂挂在软软的金钩上,一副颇无心情的懒散样子。“倚阑无绪不能愁”是说这位女子倚靠着阑杆,心绪无聊,而又不能控制心中的忧愁。此三句以简洁省净之笔墨描摹了一幅傍晚时分深闺女子倚栏怀远图,为下阕骑马出游做好铺垫。
下片亦刻画了一个小的场景,但同时描绘了一个细节,活灵活现地勾画出这位闺中女子怀春又羞怯的形象。“有个盈盈骑马过”一句,清新可喜,与李清照“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盈盈”一词,形容女子,有说不出的熨帖生动。“薄妆浅黛亦风流”一句则凸现了她的风情万种,“薄”、“浅”形容她的容貌,“亦”字说她稍加打扮就很漂亮。末句言,“见人羞涩却回头”。这只是少女一个极细微的,几乎叫人难以察觉的动作,词人却捕捉到了,轻轻一笔,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闺中女子怀春又娇羞的复杂心情。可以说骑马少女薄妆浅黛羞涩回头的神态,把原本显得低沉的夕阳、小楼、斜挂的朱帘、软垂的金钩及无聊的心绪衬托为一幅情景交融、极具美感的画卷,读来口角生香,有意犹未尽之感。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宋书·乐志》言《白头吟》等“并汉世街陌谣讴”,即民歌。《玉台新咏》载此诗,题作《皑如山上雪》,则连题目亦与卓氏无关了。《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言,且相如、文君关系亦未尝至此,故云文君作,显系附会。此诗当属民歌,以女子口吻写其因见弃于用情不专的丈夫而表示出的决绝之辞。
首二句是一篇起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长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吧。诚如清人王尧衢云:“如雪之洁,如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但也有解为“以‘山上雪’,‘云间月’之易消易蔽,比起有两意人。”意亦可通。细玩诗意,解为反面起兴,欲抑先扬,似更觉有味。
故“闻君”二句突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掺上杂质,既然你已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二句“雪”“月”相乖,构成转折,又与下文“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亦彰,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意谓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如流水东西永不汇合。“今日”、“明旦”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旦”句理解为“明天就可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承上正面写决绝之辞: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御沟分手,就像御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东西流”以渠水分岔而流喻各奔东西;或解作偏义复词,形容爱情如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了,义亦可通。
“凄凄”四句忽一笔宕开,言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地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很幸福了。言外之意,自己今日遭到遗弃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初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辞意婉约而又见顿挫;已临决绝而犹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诚如清人张玉谷所评:“凄凄四句,脱节暗转,盖终冀其变两意为一心而白头相守也。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已身说,而己身在里许。用笔能于占身分中,留得勾留之意,最为灵警。”堪称深得诗旨。
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若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前文忽有“两意”的原故。“竹竿”,指钓鱼竿;“嫋嫋”,形容柔长而轻轻摆动的样子;“簁簁”即“漇漇”的假借字,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钱刀”,即古代刀形钱币,此处泛指金钱。以鱼竿的柔长轻盈摆动和鱼尾的滋润鲜活,比喻男女求偶,两情欢洽。《诗经》这类比兴较多,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毛传》:“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但此处联下文之意,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相知,仅以香饵诱鱼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爱情是靠不住的。故清人朱嘉微评曰:“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结句点破男子“有两意”是因为金钱关系。但究竟是他利用金钱为诱饵去另图新欢呢?还是那位“新欢”家资颇富,致使这位男子贪图富贵而厌弃糟糠呢?这只有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意”。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示出“这一个”的个性。
全诗多用比兴和对偶,雪、月、沟水、竹竿、鱼尾等喻象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一、二、五、六、十三、十四等句皆工对而又自然。此外四句一解,每解换韵,而诗意亦随之顿挫,声情与辞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