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 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 “金也见磨,谷也见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 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 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见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