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乱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乱春人去，无人在花乱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乱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这首《嘲桃》讽刺桃花在春风中扬扬得意之态和忘恩负义的恶行。
桃花当然是美艳的，“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可爱艳丽的小桃花在水井旁活泼地绽开着花蕊，那平静深碧的井水中也倒映出桃枝光彩洋溢的花影。井边一树桃花，这本身就是一幅生动的写意画，充满了诗意与色彩的明暗对比。桃花的美丽还在于它早开，桃李报春，得风气之先。那妖艳的花枝在和暖的春风中摇曳招展，风姿绰约，确是迷人。然而，就在桃花得意扬扬的时候，它忘了是谁将它催开。非但如此，它还一边炫耀它的美艳，一边却嘲笑它的恩人一一春风的无形无色。“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何等薄情，何其忘恩负义。美艳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不可因此而自炫；美艳也不全是天生的，有时会得益于各种有利条件，所以，更不可因此而忘乎所以。“嘲桃”是一种比喻，愿人们以此诗中的夭桃为戒。
全诗采用讽谕的手法，表面嘲桃，实际嘲人。首句嘲桃之撒赖元行，次句嘲桃得意之早，三句嘲桃之无能耐，四句嘲桃以怨报德。从表到里，最终揭示了其卑劣无耻的本质，真是深入见骨。
从词意看，这首词的主人公应是一位妇女。起句“人影窗纱”，点明她看见窗纱上映出人影。“是谁来折花？”她心里想，这是谁来折花呢？她没有怀疑这人会来干别的，首先想到的是来折花，则她爱花之心切，便可想而知。既然爱花，尤其爱自家的花，当然要护花而不愿让人攀折。但她转而又想，虽然不知来折花的是谁，可既来折花，想必也爱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就“折则从他折去”吧。况且“知折去、向谁家？”如果送到爱花、惜花的人家，岂不是花得其所、花得其人了吗。上片，写发觉折花人时的思想活动。
下片承前，写交代折花人折、插的具体方法。这时，女主人干脆发话了：“从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她告诉折花人，靠近屋从边的花枝最好，折时要把手伸得高些。从这番话中可知，女主人对家中的花枝多么熟悉；生怕别的花枝被损害，又是多么怜爱。及至折花人折完花即将离去时，女主人还向折花人说道：“须插向，鬓边斜。”言这些好花最适合美人插戴，“花面交相映”，方能相得益彰。只是戴的时候，要斜着插在鬓边，才更显得别有风韵。女主人交代别人如此插法，则表明她自己必然是这样插惯了的，是非常欣赏这种插法的。
这首词反映了妇女爱花、爱美的思想和表现，写得极有层次：从“见影”到“猜想”，到“发言”；女主人和折花人由对立（一防一折）到统一（女主人同意折花人折花，并告诉他什么地方花好，怎样来折，怎样去插）。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首短词中先后用了7个“折”字。其实，这是词人有意这样安排的。在中国诗歌领域的创作中，运用“反复”这一修辞方法，增强语言的复沓美，是屡见不鲜的。单以词而论，如王观的《卜算子》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便是明证，四句中便用了三个“春”字。
这是一首极有韵味的小令。词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的描述，反映了他的近乎童心的情趣。辛弃疾《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片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中闲看。”两首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颇异其趣的一面：都表现了作者某种童心未泯、热爱生活的情趣，但一是单纯的旁观者，一是积极的参与者，就富有人情味一端而言，此词更能贴近生活，因而更能引人入胜。通首皆用通俗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更使作品写得异乎寻常的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