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三良心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
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
魏武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注释
明后：明君，谓秦穆公。
幽隧：墓道。
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
张皇：张大、扩大。
从邪：指殉葬之作法。
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贬谪永州（今属湖南）期间读书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来永州，而唐宪宗即位（806年）后，仍信谗贬贤，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愤。
诗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诗秦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3、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诗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分公，子车、奄3。维此奄3，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诗：诗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诗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诗：诗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诗束带值明后”与诗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诗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诗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诗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诗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诗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诗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诗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诗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诗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诗忠情谬获露”，诗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诗君命安可违”实乃诗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诗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诗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诗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诗君子”即言：诗秦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分公，而是借此讨伐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诗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诗：‘必嫁是。’疾病则诗：‘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诗：‘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诗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诗然三良之死，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诗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诗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华胥〕《列子》：“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其民无嗜欲，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 〔冷淘〕食物名，今凉粉之类。饦馎即汤饼，面疙瘩之类的食物。
这首词是曹贞吉描写故乡山东安邱风物的十二首词之五。词前有小序，说明作词的缘由之一是：读欧阳修《六一集》中的《十二月鼓子词》，嫌其过于富丽，故聊以“酸馅语”为之。所谓酸馅语，本指迂腐的话，这里则指为文人学士所鄙夷不屑的纯朴通俗的语言。作者的这种愿望和出色的实践是难轧可贵的。
上片写丰收麦季的景象。
首句写了所见：五月的田野，“黄云全覆地”。极言麦子颜色之鲜，生长之好，面积之广，颗粒之重。不说麦熟，而一幅浓抹重彩的小麦丰登图呈现眼前;不说喜庆，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打麦场上自更热火朝天，但词人没有正面触及，只写所闻：“咿轧声齐起。”即歌声与号子声一阵高过一阵，并且节奏短促、鲜明。这就表现了大伙儿欢天喜地、同心协力打麦的十足劲头。“野老”大概只做些拾麦、送水的轻活儿，故其歌声又自不同：欢乐、舒缓，而又不中律吕，难辨宫商，但它有自己的美，那就是足以传达农民心灵的美，足以和造物者发出的“天籁”相比的美，足以和丰收美景交相辉映的美。这也正是词人所欣赏、所陶醉的。
下片写农民的生活。
先写梦中乐。夜以继日地干，实在太劳累了，所以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不管是“屋角”，还是“槐阴”，他们倒头就睡。“耽”者，沉迷也。睡得如此之沉、香、美，已经成了使人沉迷的一种“享受”。睡，还是暂时摆脱贫穷困苦的妙方：“梦到华胥，蝴蝶翩翩飞。”在梦中，可以进入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可以化为自在逍遥的翩跹蛱蝶。
再写迎宾乐。“客至夕阳留薄醉”，不管打场如何，生活如何，宾客来了，主人仍是沽酒款待，一个“薄”字用得好，不讲丰盛，不讲客套，尽兴而饮，尽欢而散，好客的热情洋溢其间。
梦中乐也好，迎宾乐也好，都是暂时的，甚或虚妄的。“冷淘飥餺”才是农民长年累月的穷苦艰难生活的标志。词人以此句作结，是寄托了无限同情的。为什么在丰收之后，他们还如此穷苦?这又留给了读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具有社会意义。
不知有多少写“农家乐”的词，实际上是粉饰太平，以欣赏农民的苦为乐;也不知有多少写“农家苦”的词，实际上是饱人啼饥，以想象农民的苦为苦，这首词写农民有乐有苦，真乐真苦，乐中有苦，苦中有乐，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吃苦耐劳、纯厚朴实的性格。这在文人词中尚不多见。
《清平乐》“词语浅薄”，甚而疑为后人伪托。这首词表面上抒写了一位思妇离别之苦，实际上通过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塑造出一位热情、大胆，对生活充满强烈追求的可爱的妇女形象。诗人借梦中相聚，一方面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赤裸裸的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对思妇的这种不可扼杀的爱情的歌颂和赞美。
上阕用环境衬托写愁苦心情。“烟深水阔”，音信也无；碧天明月，乐景哀情，一个“偏”字，迁愁于月，烦心之至，愁苦之至。“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与此同。窦娥临刑，怨地怨天，都是怨极的表现。“唯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唯碧天云边明月，偏照着我俩遥遥的离别。“悬悬”惦记昼夜悬悬思恋。
下阕用表情行动写愁苦与盼归。“愁眉似锁难开”是表情、心情；“夜夜长留半被，待君梦魂归来。”是行动，是切盼，更是痴情。难得词人奇思异想，把思妇情思写得深而再深。迁愁怨于明月，留半被待魂归，奇想幽深，构成此词的特色艺术。“夜夜长留半被”，晚上孤独等候，睡了留着半边锦被。“待君魂梦归来”，希望在入睡的梦灵魂相遇。直接抒发了思妇的愁苦和思念，百转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