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全词以丁玲行踪为脉络。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开头两句写丁玲来到保安时,已是初冬的景象。在唐诗中,“孤城”多指边城。而“孤城”与“落日”联系在一起,如“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夔府孤城落日斜”(杜甫),又往往与抒情主人公思乡的情绪相关。然而在这首词中,“孤城”指保安,没有传统的意味。因为保安这座昔日的“孤城”,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进驻了大批人马,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虽然已经是“西风漫卷”——初冬的天气,保安城却一派生机。“壁上红旗飘落照”,首句就给人以红旗飘飘、森严壁垒的感觉。现在,丁玲已经来到革命大家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了,句中隐含欣慰之意。“红旗”在毛泽东笔下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红色政权的象征。“西风”也是毛泽东常用的意象之一,本指秋风,也可以指初冬的风。其他的名句还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忆秦娥·娄山关》)、“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等。古人认为,西方主兵,在五行中对应于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欧阳修《秋声赋》)“西风漫卷孤城”,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还有仗打,这就为以下写丁玲的从军作了铺垫。
传统诗词写法,是“说一说,加画一画”。(流沙河语)前面两句已经画一画,接下来就说一说——“保安人物一时新”,这句话是由丁玲的到来引起的,是说丁玲的到来为保安的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但又不仅仅是说丁玲。自从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的西北竖起了大旗,就不断有人越陌度阡,奔赴延安。所以丁玲的到来,才有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丁玲后来回忆说,那时的感觉完全是被温暖包围着、被幸福浸泡着,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两句写欢迎宴会的情景。据亲历者讲,当天的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窑洞里举行的。作为窑洞是够大了,可是作为会场还是有限的。这两句可以说是质木无文,却也因其朴素,转觉真切,甚至有点幽默。“洞中开宴会”,条件是艰苦的,同志的爱却是真诚的。这使人想起曹操《短歌行》的吟咏:“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词中称丁玲为“出牢人”,当然是实话实说。但至少包含两重意义,一重是丁玲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为革命吃苦了,有表示慰问的意思。另一重是丁玲终于被营救出来,重新获得自由,有表示庆贺的意思。
下阕对丁玲的过去与现在作了高度的评价。“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是对丁玲过去创作成就的高度赞扬。“毛瑟”是指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借用了这句话。“阵图开向陇山东”是指宴会后,丁玲随红军到了陇东前线。“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对丁玲今后选择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赏,言简意赅地表现了丁玲的这种转变。
全诗写得轻松自如,同时又与丁玲的身份很吻合。毛泽东在这首质朴、清新、畅达的诗中为读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体现了毛泽东对丁玲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同时也绝不限于这一位女作家,而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鼓励。
这首词,正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宋四家词选》)孟棨《本事诗·情感》记崔护于清明在长安城南村庄艳遇故事,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再结合周邦彦的身世和政治生涯来看,词中的“刘郎”当系以自己比刘禹锡而言。刘禹锡是唐代顺宗时的革新派人物,后遭贬放,又曾返京师。写有《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周邦彦倾向新政,曾为宋神宗所赏识,后神宗逝世,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周邦彦外出为庐州教授,羁旅荆江,游宦溧水。直至哲宗亲政,罢黜旧党,周邦彦才得返都。但在当时执政的新党实已变质,他的抱负仍然不得抒展,所以这首词当是暗寓这些情节的。
此词,字面上的重见桃花、重访故人,有“还见”、“重道”之喜,但只见“定巢燕子,归来何处”“旧家秋娘,身价如故”,自己则“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空来空去,落得“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此词,大开大合,起句突而又平。又其云在“章台路”上,不写眼前所见,却说“还见”云云,梅桃坊陌,寂静如故,燕子飞来,归巢旧处,全系写景,但以“还见”贯之,人之来,人之为怀旧而来,人之徘徊踯躅,都从字里行间露出,景中含情,情更浓烈,可见此词的沉郁处。中片本为双拽头,字句与上片同。以“黯凝伫”之人的痴立沉思写起,不写他所访求之人在与不在,而只“因念”云云,表面上描绘其昔时情态笑貌,实则追想从前的交游欢乐,但不明说,实是词的顿挫之处。下片则铺开来写,加深描绘“前度刘郎”“旧家秋娘”,一则“事与孤鸿去”,一则“声价如故”,对照写来,顿挫生姿。“燕台句”写空有才名,而今只留记诵。“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清游何在?真是沉郁之至。一结以“飞雨”、“风絮”,景中含情,沉郁而又空灵。这首词以“探春尽是,伤离情绪”为主旨,直贯全篇。从时间上说,是以今昔情节对比写来。上片之“章台路”、“坊陌人家”均写今日之景。中片之“因念个人痴小”云云都是写昔人的情况。今日之景是实写,昔日之人是虚拟。一实一虚,空灵深厚。“还见”字犹有过去的影子。“因念”字徒留今天的想象,又是今中有昔,昔中有今。下片则今昔情事交织写来,“前度刘郎重到”有今有昔。“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则是昔日有者,今日有存有亡。“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东城闲步。”又是昔日之事,而今日看来,一切皆“事与孤鸿去”。最后又写念日情况,是在“官柳低金缕”的风光中,“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有今而无昔。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词在时间上就是这样似断似续,伤春意绪却是联绵不断。词又是一起写景,一结写景。一起静景,一结动景。花柳风光中人具有无限惆怅,是以美景衬托出感伤,所以极为深厚。加以章法上的实写、虚写、虚实穿插进行,显出变化多端,使这首词极为沉郁顿挫而得到词中之三昧。
江山已易主。在词人王沂孙那里。故国之意仍是一丝扭不断的情结。连新月也被词人赋予了这层含义。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永恒规律面前,词人希冀把握住一种必然。面对宗祖沉沦,今昔巨变之痛,词人借咏新月寄寓了对亡国的哀思。全词将赏月、观月,因月感怀作为线索,绵绵君国之思,全借咏月写出,托物寄怀,耐人寻味。
上片描绘新月,刻意渲染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极写它的妩媚动人。“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冥。”由“渐”字领起,刻画初升的新月,烘托出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新月如佳人一抹淡淡的眉痕,悬挂柳梢之上。新月渐升,月色轻笼花丛,轻柔的月色象无力笼花,若有若无地穿流于花间,不断升腾仿佛分破了初罩大地的暮霭。三句充满新意地写出新月的独特韵致。对清新美妙的新月,生出团聚的祈望。接着,“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深深拜”三字,写出“团圆意”的殷切期望。但同赏者未归,词人不免顿生“相逢谁在香径”的怅惘,欣喜和祈望一瞬间蒙上了淡淡的哀愁,新月也染上凄清的色彩。由憧憬变为怅惘,不觉以离人之眼观月。纤纤新月好象尚未画好的美人蛾眉,想是月中嫦娥伤别离之故,借嫦娥之态托出“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自伤孤独之情。
“画眉未稳”应和“新痕”。与紧扣“素娥”、“离恨”由月及人,虚托出词人委婉曲折的情愫。“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由月中嫦娥的象外兴感折回新月。在无垠的夜空中,新月象银钩似的遥挂在夜空。夜空浩茫,新月何其小也。秋空之“冷”,新月之“小”它使词人对新月的怜爱之情,具有一种幽渺的意蕴。
上片词人表达了对新月在浩茫宇宙中之渺小的怅惘之情,随之下片将笔一纵,大墨一挥“千古”振起,语意苍凉激楚。“千古盈亏休问”一语括尽月亮与人世来盈亏往复的变化规律。由此领悟到支配无限时间永恒规律的宇宙感,反观人世充满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容人问的悲哀。“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用玉斧修月之事,表现出极为沉痛的回天无力复国无望的绝望和哀叹。“休问”、“慢磨玉斧”(慢同谩,徒劳之意)、“难补金镜”的决绝之语,表达一种极其绝痛、惶惑和悲哀的情感。涵括着一种融历史透视和宇宙透视为一体的时间忧患意识。
“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总括历朝宋帝于池边赏月的盛事清景。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宋太祖曾临池饮酒,学士卢多逊作诗:“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周密《武林旧事》曾记载宋高宗和宋孝宗也有临池之举。王沂孙此词中的“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由感而发,寥寥几笔,写尽古今盛衰,此时已物是人非,情景凄凉之极。
“故山夜永”,“夜永”托出残月黯淡之景,象征亡国之哀。漫漫长夜中,永久无尽地煎熬着亡国遗民的心灵。至此,已将词人的亡国哀伤写到极致。“试待他、窥户端正”,奇峰另起,见出沉郁顿挫之姿。
“窥户端正”应上“团圆意”。故乡山河残破,设想他日月圆之时,“还老尽,桂花影。”桂花影,传说月中有桂树,这里指大地上的月光。月亮自是盈亏有恒,而大地山河不能恢复旧时清影,其执着缠绵地痛悼故国之情,千载之下,仍使人低徊不已。
唐人有拜新月之俗,宋人也喜欢新月下置宴饮酒。临宴题咏新月,也是南宋文士的风雅习尚。赏月观月、因月感怀,是贯穿全篇的线索。循着作者因新月而生的今昔纵横的意识情感流动轨迹,和新月相系的人情典事,寄托词人的怀国之情。
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