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译文
译文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分封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分封制。实行分封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分封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分封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分封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的人说：“分封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分封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分封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分封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分封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分封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分封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当时各地藩镇极力鼓吹要恢复周以前的封建制度，反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目的是为自己的割据制造舆论。和这种政治局面相适应，分封制的论调又开始抬头。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后，写下了这篇议论文。
《文建论》得中心论题是： 历文建制”得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历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得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文制是历史发展得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得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文制得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文制得谬论，打击了藩镇们得气焰，具有强烈得现实性和鲜明得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得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历文建制”得存废，自然要从历文建制”得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历天地者无初乎”至历故文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得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文制国家得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得结者；否定与历生人之意”相对立得历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得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得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历文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历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历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得历势”，并不是指者观规律或者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得愿望而造成得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得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历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历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文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得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历或者又日”与历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历文建而延”得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历文爵犹建”，结者是历不闻延祚”；唐代历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历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历殷、周圣王” 历不革其制”便历固不当复议”得谬论当然，秦得历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得历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得。
历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得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得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得关系。即依照天下得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得人居上位，不贤得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者关系，作者先谈结者历理安”，后谈原因历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得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文制得时候，世袭得文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者关系，前有因历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文略”，后有者历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文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文制而导致这样得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历这不是圣人得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得。”
综合上述， 历用人唯贤”无疑是《文建论》得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得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得必然成者之一。历事在人为”，看来历人”是最为重要得。作者所参加得历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得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得王叔文集团得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得结者。《文建论》写于历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得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文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文制得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文制得劣以及郡县制得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得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得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文建论》破天荒提出：文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者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文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文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历私”，历史得发展不以圣人得意志为转移，圣人有历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得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文建论》开笔： 历天地者无初乎？” 历生人者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历有”与历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得是天、地、生民这样得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得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历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历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得好处时，秦历有叛人而无叛吏”，汉历有叛国而无叛郡”，唐历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这杂记散文，短短不到二百字，通过一件生活小事，验证了渡船工说的“徐行尚开，速进则阖”的这个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这种小中见大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作者选择的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操之过急，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篇散文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中心突出，文字精炼。作者只记下从小港到蛟川南西这一段途中情况，在此之前与之后的事全部删削；这两里路途中又只记“小奚仆”一件事。末尾说明道理，也只概括为一句话。这样，就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精练，寓大道理于小事件当中，读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首语言简单韵味亦不悠远的小诗，我们来看一下：
“东风吹雨晚潮生，叠鼓催船镜里行。” 飒飒的东风，吹来晚雨，江面上，晚潮新涨，而我们的作者，不知什么缘故，却要在天将暮的时刻，坐船出行。古代船起航的时候，船工也就是水手都要擂鼓助威，以壮声色，这不就在一连串重沓、急促的鼓声中，作者乘坐的航船分波开浪，行驶在明镜一般的江面上。
“底事今年春涨小？去年曾与画桥平。” 令人奇怪的是，站在船头看风景的作者，多少风光过眼，忽略不计，却偏偏注意上了今年的“春涨”，所谓“春涨”，就是春天的涨水，比如积雪融化，比如绵绵春雨——而且他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到，而是精准的看到，今年的“春涨”却要比去年小，因为去年它们曾与画桥持平的，今年自然远低于画桥，而作者闹不清个中缘由，是故以“底事”这一设问性的词汇领起了后两句诗。 解读到这里，这首诗也就结束了，有什么很特殊的内涵吗？没有；有什么很悠远的余韵吗？也没有。那么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个人以为，也许正体现在它的“无为而为”，作者不知何缘故有此一行，也许仅仅是坐船松散松散心情，因此行船当中，随便很普通的事情都可能引发他的极大兴趣，而他看到了，写下了，记入诗中，正可以体现天下万物莫不为诗材，有准备者随意点化，皆能使其散发韵味一二，纵不能成为经典，但忠实生活、写抒内心的目的却达到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首值得一读的小诗呢？ 是为诗解。
刘朔斋名震孙，字长卿，蜀人。曾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斗南楼原址在广州府治后城上，始建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其特色是在此地观海山之景，别具情致。
起笔二句：
极有气势，站在斗南楼上，万顷海涛，千仞云山，尽收眼底，使人视界大开，胸襟舒畅。
“黄湾”，即韩愈《南海神庙碑》所谓“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黄木湾，位于今天广州东郊黄埔，是珠江口一个呈漏斗状的深水港湾。唐宋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商船往来贸易均在此处停泊。
“白云”，指广州城北的白云山。“万顷”、“千仞”虽是诗词中常见之语，但用于篇首，气势尤显雄壮。
“一亭收拾”，即一楼览尽之意。据《广东通志》载：于此可以“东瞰扶胥浴日之景，西望灵洲吞纳之雄，南瞻珠海，北倚越台。森列万象，四望豁然”。
“一亭”句与首二句相衔接呼应。由于一亭览尽胜景，词人心神俱爽，暑热顿消，达到清凉境界。该句中的一个“豁”字，将词人暑热顿消的情志、精与气都表现出来。
“潮候”句，分承“万顷”、“千仞”句发挥。潮水的早晚涨落，山色的雨晴变化，这正是岭海特有的景色。“天送双眸”句，一个“送”字，便把天际的景色，轻轻移来眼底。此处上接前两句，写出景致的变化，丰富了景色的内涵。
词人眺望天边：在万顷烟波之外的遥远地方，在那波浪中起伏的无数船只，是往来穿梭的商船。“绝域”二句，写出了中外通商贸易的繁忙景象，为宋词中绝无仅有。
上阕：
主要是写眼前雄奇壮阔的景色，下阕则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风景别”三句，写出词人对故乡的自豪感。他认为，这里可以览海观山，远胜于南昌的滕王阁和徐州的黄楼。滕王阁与黄楼是古时的两座名楼，分别因诗人王勃与苏辙、秦观写序作赋而名声鹤起②。作者在题斗南楼时，比之以“滕阁”、“黄楼”，有不让前贤之意。
“胡床”句由斗南楼联想到南楼，晋朝庾亮曾于秋夜登武昌南楼，坐胡床与诸人谈咏，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胡床”是当时一种可折叠的躺椅。“胡床老子”，指庾亮，这时用典借指刘朔斋。“珠玉”，比喻优美的诗文，这里指刘朔斋的原作。
“胡床”句称誉刘朔斋醉中挥笔，在南国留下美好的词章，对题目作了呼应。
词人写到这里，感情奔放，大有飘飘欲仙之意。他放怀抒发：“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他要驾起大鹏，唤醒已化为石头的五只仙羊，在仙境中遨游。“八极”指八方之极远处，指广阔的空间。“佩”，指仙人的玉佩，传说系上它便可在天上飞行。“丹丘”，指仙境。《楚辞。远游》之“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即以“丹丘”指仙乡。
“叱起仙羊五石”一句：
来自两个典故。据《术平寰宇记》载：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分别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当地人，祝他们永无饥荒。仙人言罢隐去，五羊化石。广州因此又名羊城。《神仙传》又载：有皇初平者牧羊，随道士入金华山石室中学道。其兄寻来，只见白石，不见有羊。初平对石头喝了一声：“羊起！”周围的石头都变为羊。这两个典故，一为羊化石，一为石化羊，合用在一起，使人觉受到作者随心所欲、指挥万象的豪情！
“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一句：
笔锋一转，由天上回到人世。“机动”句反用“鸥鹭忘机”之典。《列子·黄帝》载：古时海上有好鸥鸟者，每从鸥鸟游，鸥鸟至者以百数。其父说：“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次日至海上，鸥鸟舞而不下。“机”即机心，指欲念。意思是人无欲念，则鸥鸟可近。陆游《登拟岘台》之“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便用此意。此处反用，即设若欲念一生，鸥鸟便惊飞远避了。二句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