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蝜蝂是一种喜欢背东西的小虫。它在爬行中遇到东西,就抓取过来,仰起头背着它们。背负的东西越来越重,即使非常疲乏劳累也不停止。它的背很粗糙,因而物体堆积不会散落,最终被压倒爬不起来。有时人们可怜它,替它除去背上的物体。可是如果它还能爬行,就像原先一样抓取物体。它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了它的力气也不停止,直至跌落到地上摔死。
如今世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见到钱财就不放过,用来增加他们的家产,不知道财货会成为自己的累赘,还只担心财富积聚得不够多。等到他们因疏忽大意而垮下来,有的被贬斥罢官,有的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也够痛苦的了。一旦再被起用,他们仍不肯悔改,成天想着提高自己的官位,增加自己的俸禄,而且变本加厉地贪取钱财,因而面临着从高处摔下来的危险,看到前人由于极力求官贪财而自取灭亡也不知引以为戒。即使他们的外形看起来庞大,他们的名义是人,可是智慧却和蝜蝂小虫一样。这也太可悲了!
注释
蝜蝂:《尔雅》中记载的一种黑色小虫,背隆起部分可负物。
辄持取:就去抓取。辄:就,总是。
卬:同“昂”,仰,抬头。
困剧:非常困倦疲累。困,疲乏。剧,很,非常。
涩:不光滑。
因:因而。
卒:最后,最终。
踬仆:跌倒,这里是被东西压倒的意思。
或:有时。
去:除去,拿掉。
负:负担,指小虫身上背的东西。
苟:只要,如果。
故:原来。
好:喜爱。
上高:爬高。
已:停止。
嗜取者:贪得无厌的人。嗜,贪,喜好。
货:这里泛指财物。
厚:动词,增加。
室:家。
怠:通“殆”,松懈。
踬:跌倒,这里是垮台失败的意思。
黜弃:罢官。
迁徙:这里指贬斥放逐,流放。
以:通“已”,已经。
病:疲惫。
不艾:不停止。艾,停止,悔改。
滋:更加。
前之死亡:以前因贪财而死的人。
戒:吸取教训。
形:形体。
魁然:壮伟的样子。
名人:被命名为人,意义为被称作是人。
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王叔文集团倡导的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因此而遭贬。永贞元年九月,先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再加贬永州司马。从此时到元和十年(815年)一月接诏回长安,柳宗元在永州一共生活了十年。这篇文章即创作于贬官永州时期。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在小说中由林黛玉所作。诗的前两句概括垓下之战的悲壮历史情景,后两句揭示了反复无常的将军英布和彭越的可耻下场。这首诗表达了对虞姬的崇敬和颂扬之情,寄托了林黛玉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虞姬与黥布、彭越的对比,加深了对虞姬的赞美之情。
此诗赞美了虞姬忠贞的高尚品格,并抒发了作者自己同样的理想。林黛玉作《虞姬》,赞美虞姬,寄托了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
第一句写名骑乌骓迎着夜风悲鸣怎么不令人摧肝断肠。虞姬将死,项羽的坐骑为之悲鸣。乌骓悲鸣为虞姬自刎谊染了悲惨的氛围。第二句写虞姬含恨对着项羽悲伤。此句承接上句,叙述虞姬的悲叹。句中的“恨”字,似有埋怨项羽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没把刘邦杀掉之意。第三句指出,黥布彭越反复无常身败名裂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此句表明了黛玉对黥彭反复无常的鄙视,反衬了黛玉对虞姬的崇敬。第四句,黥彭比不上虞姬在军帐中拔剑自刎那样忠贞坚强在对比中突出、颂扬虞姬的忠贞高尚品德。
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赞美了虞姬忠贞矢志的高尚品格,批判了反复无常的黥彭。作者颂扬虞姬的用意在于:宁可像虞姬自刎,也不学黥彭叛变自已初衷那样鄙劣。在《葬花辞》中,黛玉曾表示:“质本结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是林黛玉赞美虞姬的思想基础。此诗寄托了对封建礼教压迫不屈服的叛逆精神。从《虞姬》可以看出黛玉写《五美吟》并不是什么“胡乱揍几首诗”,而“以寄感慨”是真。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诗从叙事起,说明作诗的缘由和地点。首句点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时。有何事?这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亲密的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胡志明,在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这件事了”,而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这段话的珍贵价值,在于廓清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揣摩和猜测,确凿无误地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由来和现状发展的线索,为解读全诗找到诗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据。
“正是神都有事时”读来有种急迫感,凸显标题的份量。“又来南国踏芳枝”读来有种春风拂面的暖意,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芳枝,喻指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笑脸。此时读者有所思:革命成功了吗?我们真的无忧无虑了吗?
“青松怒向苍天发”青字透着时光荏苒,祖国少年的情怀。松字透着高洁傲雪,松柏延年的节操。怒向苍天发,发人深省。此时读者有所动:被革命一个阶段之成功遮住视线,将失去革命意义。“败叶纷芳碧水之”败叶藏着多事之秋,动荡抉择的愁绪。碧水是指人民的力量。“碧水”取义于李白《望天门山》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诗句,是希望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宰新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之”是指碧水滔滔流过的痕迹。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满”字极赞群众起来造反的踊跃和热烈,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的雄姿,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的场面,加上上下翻卷的无数面红旗,极为壮观。一个“走”字,再现了当时群众运动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发展。其形势如急风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但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革命家毛泽东,此时虽然仍然具有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生奋斗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考验和锻炼,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历练和冷静。于是,诗人的感情在激荡澎湃之后急转直下,写下了令人难解的最后两句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种抒写,既可以看做是风雨过后转为潇潇细雨的景物感怀,又为全诗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在诗情发展的脉络上,可以说是前面风雷激荡的心曲变奏。诗人凭阑在潇潇细雨中静听。静听什么?接着诗人又把这种静听引发出来、开展出去,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也在“有所思”。于是,诗人的静听和人民的所思,便成为此诗的“诗眼”,也自然成为解读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人凭阑(栏)听雨,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在《满江红》词中那种“仰天长啸”的悲壮。不过毛泽东在诗中流露的,却是悲壮沉郁加忧患的特殊感情。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复杂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