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落笔，就描绘出了一幅落日余辉中，渔舟唱晚、轻棹击水的耶溪夕照图：“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诗人开始就描绘江南独有的景色：溪水上一只小舟漂浮，舟人轻轻摆动着船桨，在落日余辉中自由自在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一片斜阳照到水面，浮现出烟雨空濛的景象，水面上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反照，一时光辉起来，那夕阳金色的浅光，映着洲渚的小草、两岸的绿野，镶出西边天际的一抹绛红、深紫。
“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是写诗人临水泛舟看到在明净如镜的溪水中，观赏游鱼追逐嬉戏，三五成群，在水草和细石下钻进钻出。
耶溪的水色山光，使诗人乐而忘返，而江南的风土人情、岸边的渔村竹寨，更使诗人如入桃源仙境。“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两句，概括地表现了江南生活的恬静安谧。蓑衣箬笠的老翁，在夕阳中垂钓却悠然自得；梳妆整齐、淡雅的村姑少女，在传说中曾是西施浣的耶溪水边洗衣、谈笑，欢声笑语更衬托出山村的幽静安宁。
结尾“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恬静和乐的山村，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非常相似，又与诗人孟浩然失意后的隐逸心情和谐一致。因此，这“似相识”确是诗人的思绪所念，是情之所至，而与那垂钓翁、浣纱女陌路相逢，素不相识，虽则情感相通，却只能脉脉相视而已。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
一、二两句略写游金山寺之情形。“金山楼观何耽耽”，金山楼寺耽耽而立，突兀江中，“中泠南畔石盘沱”（《游金山寺》）者是也。“撞钟击鼓闻淮南”，写寺院晨钟暮鼓，其声远播淮南之地，此二句，总写金山形制规模之盛。金山言毕，笔锋转入与之对峙之焦山。“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与金山之崇阁险石，洪钟大鼓相比，焦山仅有落落修竹，寂寂寺僧。“云霾浪打人迹绝，时有沙户祈春蚕”，沙田由江水冲积而成，肥沃非常，故有农户亦于其上经营农桑。焦山云霾在空，长浪逐空，拍岸击石，环境如此之劣，故而绝少人迹，偶有江上沙户，于此祈求春蚕无灾而已。关于焦山之险，苏辙有《和子瞻》诗，所言甚备。其云：“金山游遍人焦山，舟轻帆急须臾间。涉江已远风浪阔，游人到此皆争还。山头冉冉万竿竹，楼阁不见门长关。”同行诸人登览金山之后皆已回转行程，而诗人留宿金山而不访焦山，心下有惭，故决意独自前往。“赋命穷薄轻江潭”，诗人不惧江潭之险，只自独往，本是豪情所致，反言“赋命穷独”，云己身本贱，不足怜惜。其时诗人直言批评新法，遭毁非议，请求外任，因成此行。诗人深感仕途凶险，故有此一句。
“清晨无风浪自涌”，焦山之险若此，诗人却仅以此七字托出。虽则浪险如此，诗人反而“中流歌啸倚半酣”。舟至中流，正是浪急之所，诗人反而吟啸自若，倚楫半酣。至此，非有如是之豪情，即无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苏词也。已而舟至焦山，诗人弃舟登岸，老僧惊而下山相迎：实是惊险之地，施主如何来此？惊罢即喜，而相与畅谈。此“老僧”，诗人自注“中江人也”，中江在四川，故此云僧作“巴人谈”。巴即蜀之代称。以下数语即是诗人记老僧所谈内容。老僧久客于此，乡井何方，已然相忘，惟有此青灯古寺相与为伴。“同龛”语出《法帖·褚遂良书》“久弃尘滓，与弥勒同龛”。困倦之时，就眠纸帐，亦感暖意；三餐若饱，食有山蔬亦甘。虽宿简食陋，亦是安之若素。山林之寺，忍饥而卧古亦有之，此虽无田，我亦能饱，故长居此地，并非我心存贪念，实是慕此山林雅趣，有心归隐所致。
末四句是诗人抒其决不弃直以从枉，屈身以事人之志。“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二句用典。《论语》中记载展禽任士师时遭到“二三黜”，有人劝其离开鲁国另觅新君。他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展禽既已三次见黜，而诗人此云“虽未”，是以反其事而用，言下之意为：即便展禽未见黜罢，其正直光明之志亦未有丝毫相异罢。嵇康与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之一，因恶乱世而归隐不仕。后山涛依附司马氏得获高禄，欲举荐嵇康。嵇康因此作了闻名于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信中以戏谑之笔言其于官场有“必不堪者七”。诗人用此典亦明其归隐之意。
末二句即云：我愿谢却簪组，弃官而去。愿此焦山佳处，为我留庵以宿，然诗人终其一生，皆为民请命，直谏不止，故亦仕途艰辛，天地飘零。但其心存高远，出入儒释道之间，故于此浊世存真。全诗于纪游中多抒感慨，自然流利。
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