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刀环歌》同《泰娘歌》《更衣曲》《竞渡曲》一样，是刘禹锡创作的一首“新乐府”诗歌。这首新乐府的题目是用典。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昭帝继位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都与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关系不错，希望能把李陵召回汉朝。于是派遣任立政等三人到了匈奴。匈奴单于设酒招待汉使者，李陵、卫律都在座。立政他们看到李陵，却没有机会私下交谈，于是就给李陵使眼色，“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也就是几次抚摩把玩自己的刀环，握自己的脚，暗示李陵，意思是可以归还汉朝了。“环”谐音“还”，握脚表示走路离开。因为刀环在大刀头部，所以古人常以“大刀头”作为“还”字的隐语。如《玉台新咏·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由此可知，刘禹锡乐府新题《视刀环歌》，暗含的意思是希望思念的人尽早归还。
此诗写相爱双方将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全诗运用暗示的手法，意境深沉，含蕴无尽，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含蓄、内敛、婉转、凝重的爱情观，也透露出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把诗的题目和内容联系起来看，刘禹锡可能要表达的是相爱的人就要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因为这首诗没有特定、具体的写作背景，所以它所传递的信息就有了很强的张力，并不一定局限于爱情，也可能隐含着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这两句诗，实际上道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种状况，即语言常常并不能准确地来表达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就曾说：“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
这两首诗均以乌鹊自比。这组诗写的坚定、明快；第一首诗通过描写北山张网捕南山之乌，来说明康王欲拆散夫妻是白费力气。第二首通过描写乌鹊不和凤凰一同飞翔栖息，来比喻自己虽然贫贱，但绝不爱有权有势的宋王。诗中比兴得体，抒写了作者忠于爱情，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坚贞情操。
第一首，以传统起兴手法开篇：“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但兴中又含比。南北二山，相互对立，毫无关涉，喻示何氏与宋王乃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虽毫无关系，捕鸟之人又偏要在北山张开罗网，去捕那南山之鸟，这分明是毫无道理之举动。同时也表明这是南辕北辙的作法，“乌”是何氏自喻，“罗”喻康王的阴谋，暗示宋王想强占何氏，逼她就范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南山的“乌自高飞”，北方的“罗当奈何”。罗网虽有，但对那不贪恋富贵、坚贞不屈的女子来说，也就形同虚设。这里是在嘲笑，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面前，权势与荣华都变得苍白无力。何氏最后以死明志，使宋王的计谋完全落空。
第二首也是用比兴手法来写自己坚贞的情怀。“乌鹊双飞，不乐风凰。”乌鹊与凤凰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立。乌鹊是一种平凡的鸟儿，凤凰则是高贵的鸟中之王。但乌鹊虽然平凡普通，但却双飞双宿，情深意笃。而有此真挚的爱情，他们已心满意足，谁也不愿去与凤凰同居一处。这就是何氏这一普通女子的爱情观。因此，她明白她告诉暴君：“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是平民百姓，自愿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愿意来侍侯你这无道的宋王。这种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气骨，表明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忠贞。
这两首诗妙在质直。它们都用比兴手法，直接了当地表明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第一首侧重于嘲笑暴君的痴心妄想，第二首侧重于表明自己追求淳朴爱情的心迹，但都十分鲜明地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勇于反抗的女子形象。
这两首诗共八句，前六句是比兴，后两句是“赋”，直抒胸臆。前后相贯通，兼有婉约、刚正之美，意象清新，音韵谐和，含蓄隽永，感情色彩鲜明。
戴复古《木兰花慢》，与其妻所作《祝英台近》背景相似，应为同一婚姻悲剧。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载：“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略）。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指出：“《木兰花慢》怀旧词，前阕有‘重来故人不见’云云，与江右女子词‘君若重来，不相忘处’，语意若相酬答，疑即为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木兰花慢》“但依然、杨柳小楼东”之句，又与《祝英台近》“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境界十分相似，那么这首词很可能是真正的悼亡之作。且戴词有“十年”之语，亦与其妻之词相吻合。则《木兰花慢》此词，实为复古与妻子诀别十年之后，重来旧地之作。所谓“怀旧”，实为悼亡。
“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起笔便充满哀伤。又是一年春天，处处莺啼燕语。词人面对大好春光，满腹伤心事，即使让那啼叫不停的莺和燕来诉说，恐怕也无法说尽，更何况人鸟语言不通，它们如何了解词人的伤心怀抱？“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十年不断之隐痛，却道为一点闲愁，貌似平易却更见痛之深。恼乱即撩乱，宋人口语。十年以来，每逢春天，这种心情就格外为春风所撩乱。词情遂指向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时妻子作诀别之词，有“后回君若重来”之句，故下边写出“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十年后的这天，词人终于重来旧地，小楼东畔，杨柳依依，仿佛当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的情景，可是早已是物是人非，故人杳不可见矣。“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
犹记得，当日夫妻双双粉壁题诗，而此时，只剩下这破壁颓垣，题的诗已无影无踪。这一句通过今昔对比，即当年夫妻二人风流潇洒的神仙般的生活与此日一人重寻旧地，而另一人早已香销玉损的无限悲凉的鲜明对比，生发出人世无常的深沉感慨。“壁破”二字显示出人物两非的无限哀痛。复古之师陆游，也有相似恨事。陆游与唐婉夫妻恩爱，无奈婆媳不和，二人被迫分开，陆游晚年重游沈园，有“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之句，可与此词歇拍参读。
“兰皋新涨绿溶溶。流恨落花红。”兰皋语出《离骚》“步余马兮兰皋”，指生长芳草的水湾。眼前春水新涨，绿波荡漾，流不尽的落花残红，也带不走词人胸中涌起的旧恨新愁。换头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尤为蕴藉。“念著破春衫，当时送别，灯下裁缝。”戴复古与武宁妻子是重婚，这事情中间可能有些曲折，从《辍耕录》所载“父怒，妻宛曲解释”大约可知。从临别前夕，妻子在灯下连夜为丈夫缝制春衣这一细节，也看得出她对丈夫的原谅，她仍然爱着丈夫。本来已下决心，在戴复古归家之后便从此永诀，但分别时仍忍着诀别的血泪把自己的全部情爱缝进衣服里，此时，这春衣已穿破了。但旧事记忆犹新，也看得出词人对妻子的感激与内疚。但是，重婚毕竟是不能容忍的。
她所选择的路，竟是一死。“相思谩然自苦，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谩通漫，漫然即徒然。妻子一死，人天永隔。相思只是徒然自苦而已。自苦，实为内疚。
想起那两三年的幸福生活，好似过眼烟云，终是一场空。但是“无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词人凭栏远眺，落日之苍茫，楚天之无际，何异心情之苍凉落寞。长空中飞鸿远逝，又何异愁苦之弥漫无极。结句语意略近《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原诗并云：“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妻，古之烈妇也。若结句有取于此，悼亡之意深矣。
此词用绵丽之笔，写哀惋之思，可以称为佳作。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评石屏词曰：“石屏词往往作豪放语，”绵丽是其本色。这首缠绵悱恻的悼亡词正是复古词绵丽本色的集中体现。
此诗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全诗语言含蓄犀利，痛快沉着，用典工丽典雅，极富神韵。颈联两句写平生抱负，笔力遒劲，境界阔大，意味深长，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二句登楼即景：登上高耸百尺的安定城楼，远处绿杨树边的洲渚尽收眼底。按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见《太平广记》），汀洲殆指其地。登最高之楼；望最远之处，高瞻远瞩，气象万千。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壮志、无穷感慨都由此生发。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句先以两位古人自比。贾谊献策之日，王粲作赋之年，都与作者一般年轻。贾谊上《治安策》，不为汉文帝所采纳，因《治安策》开头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之语，故谓“虚垂涕”；作者应博学宏词科试而名落孙山，其心境与贾谊上书未售，同样萦纡抑郁。王粲避乱至荆州，依刘表；作者赴泾州，入王茂元幕，都属寄人篱下。用两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当前的处境和心情，取拟于伦，十分贴切。这是第一层。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抒露志趣和抱负。作者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两者似相反，实相成。因为如果没有永忆江湖的志趣，便成为争名逐利的禄蠹巧宦，就不会有欲回天地的宏愿。在这里，这个“永”字下得很好，这个字，有力地表达作者毕生的抱负。
这两句诗，既洒脱，又遒劲。从诗的表达形式着眼，锤字坚实，结响凝固，工力固颇近杜诗；而更为关键的，这两句诗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思想，既怀着恬淡的心情，又有担当事业的志气，这与杜甫的胸襟怀抱，极为相似，因为王安石也从这两句诗中照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击节称赏。这是第二层。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句借庄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禄，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测。寓言谓：惠施相梁，生怕庄子争夺他的相位，百般防范，惟恐不周。于是庄子去见惠施，坦率地对他说；鵷鶵（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鸟，庄子自比）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从来不会把鸱（鹞鹰，比惠施）的腐鼠（比相位）当美味而希羡！（见《庄子·秋水》）意为，你的位置我一向不屑一顾，你切莫杞人忧天，自相惊扰。
这两句诗，既阐明自己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宁静，为上面“永忆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论证；又表示对世间一切恶浊事物，睥睨蔑视，决不妥协容忍；还尖锐地批判那些捧住权位不放的禄蠹，对他们尽调侃奚落的能事。据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作者应博学宏词试被摈，是由于牛党的打击，诚如是，这时句诗乃是有的放矢的。这是第三层。
这首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结构严谨，而语句灵活变化，特别在使用典故方面，非常成功。由于贾谊、王粲的身世遭遇与作者有相似之处，抓住相似的典型事例——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比拟自己的忧时羁旅之感，若合符券，而使一位奋发有为又遭受压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复次，作者的曲曲心事，本不可能用片言只字表达出来，现在借助庄子寓言，不但足以表露他不汲汲于荣利的狷介品质，又反映他睥睨一切的精神状态，还反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如此用典，既灵活，又确切，既含蓄，又锐利，充分发挥了典故的功能。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