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写到春“眠”、“莺啼”、“花落”、“宿雨”，与孟浩然的五绝《春晓》相似。两首诗写的生活内容有那么多相类之处，而意境却很不相同。彼此相较，最易见出王维此诗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绘形绘色，诗中有画。这并不等于说孟诗就无画，只不过孟诗重在写意，虽然也提到花鸟风雨，但并不细致描绘，它的境是让读者从诗意间接悟到的。王维此诗可完全不同，它不但有大的构图，而且有具体鲜明的设色和细节描画。写桃花、柳丝、莺啼，捕捉住春天富于特征的景物，这里，桃、柳、莺都是确指，比孟诗一般地提到花、鸟更具体，更容易唤起直观印象。通过“宿雨”、“朝烟”来写“夜来风雨”，也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在勾勒景物基础上，进而有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读者眼前会展现一派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还有进一层渲染：深红浅红的花瓣上略带隔夜的雨滴，色泽更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弥散着冉冉花香；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袅娜迷人。经过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图画；相比之下，孟诗则似不着色的写意画。一个妙在有色，一个妙在无色。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先见人，后入境。王诗正好相反，在入境后才见到人。因为有“宿雨”，所以有“花落”。花落就该打扫，然而“家童未扫”。未扫非不扫，乃是因为清晨人尚未起的缘故。无人过问满地落花的情景，别有一番清幽的意趣。这正是王维所偏爱的境界。“未扫”二字有意无意得之，毫不着力，浑然无迹。末了写到“莺啼”，莺啼却不惊梦，山客犹自酣睡，这正是一幅“春眠不觉晓”的入神图画。但与孟诗又有微妙的差异，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其实人已醒了，所以有“处处闻啼鸟”的愉快和“花落知多少”的悬念，其意境可用“春意闹”的“闹”字概括。此诗最后才写到春眠，人睡得酣恬安稳，于身外之境一无所知。花落莺啼虽有动静有声响，只衬托得“山客”的居处与心境越见宁静，所以其意境主在“静”字上。王维之“乐”也就在这里。崇尚静寂的思想固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王维诗难能可贵在它的静境与寂灭到底有不同。他能通过动静相成，写出静中的生趣，给人的感觉仍是清新明朗的美。唐诗有意境浑成的特点，但具体表现时仍有两类，一种偏于意，如孟诗《春晓》就是；另一种偏于境，如此诗就是。而由境生情，诗中有画。是此诗最显著优点。
第二个特点是对仗工致，音韵铿锵。孟诗《春晓》是古体五言绝句，在格律和音律上都很自由。由于孟诗散行，意脉一贯，有行云流水之妙。此诗则另有一工，因属近体六言绝句，格律极精严。从骈偶上看，不但“桃红”与“柳绿”、“宿雨”与“朝烟”等实词对仗工稳，连虚字的对仗也很经心。如“复”与“更”相对，在句中都有递进诗意的作用；“未”与“犹”对，在句中都有转折诗意的作用。“含”与“带”两个动词在词义上都有主动色彩，使客观景物染上主观色彩，十分生动。且对仗精工，看去一句一景，彼此却又呼应联络，浑成一体。“桃红”、“柳绿”，“宿雨”、“朝烟”，彼此相关，而“花落”句承“桃”而来，“莺啼”句承“柳”而来，“家童未扫”与“山客犹眠”也都是呼应着的。这里表现出的是人工剪裁经营的艺术匠心，画家构图之完美。对仗之工加上音律之美，使诗句念来铿锵上口。中国古代诗歌以五、七言为主体，六言绝句在历代并不发达，佳作尤少，王维的几首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了。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作者在这里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下文中颂扬“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作好铺垫。接下来记叙了魏用晦做了不到三年的吴县县令，因考绩优等，被召入朝做给事中，吴县百姓念其恩德想挽留他没有成功，便赠《吴山图》以作为纪念。作者在这儿记叙的是临别赠图而不是赠送其他贵重物品，这既表明了吴县百姓对其思德惠政的感谢，也表明了魏用晦为官清廉的品德。
第二段，归有光以极为感慨的口气，论述了县令对于百姓的重要。“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县令如果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叨他的恩泽而享有荣耀；县令如果不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遭到他的祸殃而蒙受耻辱。这些议论是为了直接引出下一句“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魏君之于吴县的山川，实在是为山河增添了光彩。这一句与文章开头写吴县秀丽山川、名胜古迹的文字相互照应，使议论和写景有机地配合在一起，将魏用晦治理吴县的功绩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以“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结束此段，不仅写出了魏用晦对吴民的怀念之情，也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
末一段，归有光以苏轼称赞韩琦不忘情于黄州，并替黄州人将韩琦的《思黄州》诗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引出“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的道理。并以魏用晦已离开吴县三年，仍时常拿出《吴山图》深情地叹息，来说明魏用晦为官贤明，不忘百姓的品德。文章最后紧扣主题，深深地感叹道：“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使对魏用晦的颂扬之情达到高潮。文章写得婉转情深，意蕴悠远，笔墨更在山水之外，颇具情韵。
从这篇不长的散文中可以看出归有光把握此类文章的功力。他以县令和吴民相互思念之情作为文章之魂，以《吴山图》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无论是描写吴县秀丽山川、抒发感慨的议论，还是记叙古代贤人的故事，都离不开烘托魏用晦的贤明和政绩。文章以舒缓的语气叙说平平常常的事，却又紧扣着抒发深情这个中心，因而不使人觉得他颂扬好友牵强、琐屑。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归有光善于把生活小事引摄到“载道”的“古文”上来，以及善于以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方式来抒发情致的为文特点。
这首诗借咏神话，赞美一种不畏艰险、立志复仇、终生不逾的坚毅精神。作者特别强调精卫的复仇行为，寄托了他自己刚烈无畏的品德。作品出于古而入于今，立意高远，感情鲜明。
前六句，勾勒出一个生动感人的偿冤报仇的小鸟形象。前四句，从正面破题。虽未直接点破“精卫”二字，但“偿冤”一词已暗示之。“山石细”、“海波平”二词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了“精卫”的雄心壮志和坚强的意志。五六两句描写了精卫填海的失败。特别是用“抱寸诚”、“衔细石”，与“心望海波平”的宏愿进行反差极大的对比，充分显示精卫鸟的心诚志坚；用“渺渺”、“区区”等叠词，与“功难见”、“命已轻”配搭，表达出对精卫鸟命运的无限同情。
后六句，“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一句，是全诗主旨。从七八两句起，作者开始抒发议论，运用对比手法，表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专精”二字是作者赋予精卫鸟的人格化的精神品质。“人皆讥造次”，大致是指文人学士在对待精卫填海这件事上，纷纷祖述陶渊明的“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的无为、无奈的观点。“我独”二字，表达了作者傲然不屈于俗见的鲜明态度。“赏专精”，是他立论的依据，后四句围绕“赏专精”论点，充分展开议论。最后两句作者以“精卫”与刺客相类，且应人传的观点再次表达了对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的褒扬与欣赏。
全诗以理入诗，具有滔滔不绝的雄辩力，作者着力弘扬了一种精诚奋斗的精神，思想上更具积极意义。此诗完全跳出试律窠臼，多称之。但关键在于作者当时不是进士身份，无汲汲于等第之心，故能格高品逸，写得气势磅礴，雄浑严整，而其情哀切动人，是韩愈心志之自然吐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