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首诗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田里劳作的景象，概括地表现了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最后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真挚的同情之心。
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
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张岱之笔，犹如摄影机镜头，把虎丘中秋的情景尽收眼底。
文章首写赴会。袁宏道当年已把游人写得纷错如织，曾谓“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张岱则把倾城而出的各色人及千人石至山门的各个地点也一一点示出来。如果说袁文是散文式的铺叙，张文则是多种镜头的叠映，使簇拥纷错之状，更加立体地映现出来。
次写初更。初夜时，这里是一番热闹景象，四方游人初集，唯有锣鼓吹打，才足以表达兴奋之情，及至更定，开始演唱，但因人物错杂，雅俗不分，大家都只以自娱为乐，所以无论吹弹歌唱，总是选择“锦帆开”“澄湖万里”之类热闹的合唱曲。在行家张岱看来，真是“丝竹肉声，不辨拍煞”，这似乎是为那种天真可爱所逗乐，又像是因那种幼稚浅俗而微微摇头。更深时，凑热闹的游客渐次散离，留下的是真正的听众，都在耐心地品尝管弦伴奏中的南北曲的清唱。
继写二鼓。经过竞争汰选，只留下三四人，由一缕洞箫伴托着演唱。其特点是一片静穆，只有深于昆曲雅致的听众在等待最后的优胜者上台。
终写三鼓。被认为最有水平的演唱者当于此时登台献艺，故而特别引人注目。袁文与张文都以饱含深意的笔调写出一段极优美的文字。先看袁文：“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主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这是诗人的感知，引譬取喻，以文字的形象音韵感人。再看张文：“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这是行家的体悟，析微通幽，字字切中肯綮，将真确的理性分析如盐入水般地融进生动形象的表述之中。昆曲清唱到了明末，极其繁缛柔曼，一字三折，声多字少，一般人无法听懂唱词，而行家则乐此不疲，自得“曲高和寡”之趣。张岱以为，演艺到了令人“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的情境，是为极境矣。此时，表演者与观众的神情契合无间，却又不知其所以然，八个字传写出了那种不可言传的意境。至此，读者亦“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了。
文章以戏曲行家的那种晰毛辨发功夫，在袁宏道的《虎丘》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至妙至绝。
文章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交际的需求和对艺术生活的热爱，也反映了民间演出水平的高妙和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的非凡能力。既写出少数“寻入针芥”的曲迷的品味，也写出“雷轰鼎沸”的群众大场面。既写出“演者”的踊跃献艺，也写出“听者”的心理活动。这里的“听者”首先就是老于此道的作者本人。正因为他作为“听者”始终活动在当时的情境中，而且又以一名行家里手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剖析、描述，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曲会的胜迹中去，又鬼使神差般地把读者引入当时那些曲迷的心理中去，与他们一起呼吸，一起观摩，一起凝神于微妙的艺术之中。
此诗所写为试律诗共一主要题材，即状物之作。“玉壶冰”最早的出处应是鲍照的《代白头吟》，诗共有“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分明是气节风骨之象征。后来，玉壶冰便成为了诗词共常见的一个意象，每每为诗人所吟咏。十九岁的王维参加京兆府试，便以“清如玉壶冰”为题写下了一首名篇。
全诗从不同角度对玉壶之冰作了描摹。首联一破“玉壶”，一破“素冰”，且以设问形式，使诗意更显生动。次联承写玉壶，方法巧妙，上下两句虽未点出“玉壶”二字，但却用素冰免于被赤日所融的命运反衬出玉壶之功用。三联上句紧承二联下句之“照”字，点出素冰之“明”。下句写素冰之“净”，亦紧扣诗题之“清”字。四联上句之“气”字紧承三联之“虚”字而来，描摹玉壶共围绕着素冰的冰雾，此亦衬写素冰。四联下句写素冰之光与台阶边沿之光相比更胜之有余，形容素冰之光亮。五联又紧承上联之“光”字而来，连用两个典故，衬写素冰之亮，其冰光压过可以照见妻子之心的飞鹊镜，如同像车胤聚萤那样用以照书，“玉壶冰”胜于妻、友，真如知己。此联还从早、晚两个对比的时间段来写，可见素冰之光亮昼夜不变。末联用拟人手法写素冰之“清”，显示作者对素冰清高坚贞气节的倾慕。末联之生发，意境深远。
在这首诗共，诗人寄情的玉壶冰，俨然已成为“世间真情”的意象，是诗人对早已令人绝望的世间真情的急切呼唤。此诗堪称试律诗共的佳作，从诗共可体会出两种意味。
其一，王维以玉壶盛冰作比，玉和冰，一个高贵，一个纯洁，两者相融，便构成了千古难出其右的高洁品质。王维铺陈多多、比赋连连，而到了结句处，忽然话锋一转，“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一下子从状物而及于写人，从冰之性情转入人之品格。旨在用冰壶自励，推崇磊落澄澈的品格。
其二，在王昌龄之前之后，唐代诗人都有用玉壶冰表示友情的。骆宾王在跟朋友李峤分别之际，作了《别李峤得胜字》一诗，诗的末二句为“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同样此诗共“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取玉壶与冰两者品性相似，比喻两人情投意合。
诗的开头两句自叙平生。“三度为郎”，“一从出守”概括了诗人的仕途经历。诗人本有济世之志，“为郎”和“出守”在诗人看来是难以施展抱负的。“便白头”说时光之快，有“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的意思。其中包含“生平未得意”的感叹。以沉重的叹息引起全诗。
诗的次二句承首联倾诉平生感慨。“长不用”不仅指嘉州刺史秩满后未受叙用，更主要的还是指平生不是“为郎”，便是“出守”，从未被重用过。但诗人的关注点在于“苍生”，“苍生未休”，诗人不安。“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对“圣主”，诗人不能无怨，对“苍生”，诗人不能不忧，格调更为沉重。
第五、六句点出题目“客舍悲秋”，则是“悲秋”。对春光而兴叹，见秋风而生悲，看似悲叹时光流逝，实则悲叹壮志未酬、平生失意，从而转出正意。
诗的最后两句为诗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暮年，处境维艰。“穷苍草转深，闭门日将夕”（同上），满腹心事，无处倾诉，虽有江上蝉声满耳，却不仅不能排遣思绪，倒反更引出无穷愁烦，恰烘托出诗人晚年的孤独寂寞，诗歌遂在这种更为凄切沉重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向故友倾诉情怀，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尤其突出了晚景的凄凉，实为追悼平生之作，写得感情深沉凄切，格调慷慨悲凉，真实地传达出一个关心国事却有志难展的封建文人暮年的沉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