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入》是祭祀日神的诗。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异想天开，诗中由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晚上落山，感到时间的迅速流失和人生的飞速流逝。由此汉武帝就产生了要求成仙，乘龙上天的思想。
先秦时代，屈原在《九歌·东君》中所歌咏的，正是这位驭龙乘雷、衣袂飘飘，勇射“天狼”而斗酌桂浆的豪侠日神。其辞采之缤纷、想象之神奇，足以令后世文豪搁笔兴叹。司马相如等辈虽学富五车、赋称“凌云”，大约也自知对日神的描摹，再不能与屈原媲美。故此歌入笔即别开蹊径，对日神不作丝毫描绘，径述人们祭祀日神时的悠邈情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前句从日之运行，凭虚而起，突然发问，问得空阔而邈远；后句则又一折，于日运无穷而人世有尽的慨叹中，抒写人们的惆怅之情，意蕴极为深长。接着“故春非我春”四句，思致奇崛，极富哲理意味。春夏秋冬的更替，从来与人间的作息稼穑密切相关，它们似乎都是为人间的生存需求而存在的。现在，人们突然发觉：人之一生，不过是电光石火般的一瞬而已；天地四时，则横绝万古而长存。这种“非我”境界的发现，固然令人难堪，却是人的破天荒觉醒。这堪称奇崛之语，蕴含着参透宇宙消息的旷达之思。
“泊如四海之池”二句，则承上而下，进一步抒写人寿短促之感。前句将慨叹之情寓于形象的比喻，便使年寿短促之形，愈加逼真地显现于眼前；后句故作两可之问，又使潜台的答词，愈加确信无疑。如此说来，人们注定要在戚戚悲愁中了结一生了。而接着一反此意：“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那驾驭六龙的日神，正是与天地同生而年寿无穷的。当人们虔诚祭祀日神之际，谁都怀着美好的希冀：倘若有幸得到日神的福佑，能够像他一样调御六龙以巡天，该有何等欢乐！这想法很离奇，可当年汉武帝就有过这种狂想。汉人应劭说：“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曰：‘吾所乐，独乘六龙。然御六龙得其调，使我心若。”闻一多以为，细审应劭之意，诗中之“若”当作“苦”（《乐府诗笺》）。那么，这四句表现的，就是一种乐中带苦、去留难舍的情思了。但总的来看，自以快乐为主。这四句一变前两句的长句句式，以轻快的四言句式，辅以回环相联的“辘轳格”（“独乐六龙。六龙之调”），抒写对“仙”去为神的向往之情，顿使诗中蓄积的烦愁之结为之一扫。然而，当人们翘首云天，盼望那曾带着黄帝仙去的“乘黄”降临的时候，“龙翼马身”的乘黄，却总是渺无踪影、不见下来。此歌结句“訾，黄（乘黄）其何不徕下”，正绝妙地抒写了人们盼而不遇的一片失望之情。还不止是失望，那“訾”的一声嗟叹，形象地显示出人们怨其“不徕下”的懊恼詈责之音。
前人评价《汉郊祀歌》“锻字刻酷，炼字神奇”（陈绎曾《诗谱》），似乎是赞语。拆穿来说，不过是“古奥艰深”的换一种说法而已。《郊祀歌》出自炫艰耀奇的司马相如等辈之手，文字极为艰奥。当年司马迁就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之叹（《史记·乐书》）。相比而言，《日出入》一首，却能脱尽诘屈之习，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如“春非我春”数句），异想天开（如“独乐六龙”数句），诗情往复盘旋。将人寿有尽之慨，寓于宇宙无穷的深沉思考之中，使这首抒情诗，带有了耐人咀嚼的哲理意味。
李商隐写了不少咏物诗，不仅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还能够通过多方面的刻画，传达出物象的内在神韵。这首《微雨》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此诗前两句写傍晚前后微雨刚落不久的情景，后两句写夜深后微雨落久的情景。全诗摹写入微，绘形绘声，通过多方面的刻画，传达出微雨的内在神韵，其妙处在于从虚处着笔，避免从正面铺写雨的形态，只是借人的感受作侧面烘托，显得非常灵活而新鲜。
“初随林霭动，稍共夜凉分。”两句从傍晚时分写起，这时微雨刚下，视觉上像看到它随着树林中的雾气一起浮动，根本分不清是雾还是雨；逐渐地，微雨伴同夜幕降临，它分得了晚间的丝丝凉意。
“窗迥侵灯冷，庭虚近水闻。”两句续写下去，写的是夜已深，而微雨下了很久仍没有停的情景。夜间微雨久久不停，气温随之下降，人在屋内，即使远离窗子，仍然感到有点冷，而那寒气仿佛还侵逼到那闪摇不定的灯火上。久雨后的空气也变得潮湿了，雨点也增加了些重量，在空空的庭院中，可以听到近处水面传来的微弱的淅沥声。四句诗写出了从黄昏到夜晚间微雨由初起到落久的过程，先是全然不易察觉，而后渐能察觉，写得十分细腻而熨贴，但又没有一个字直接刻画到微雨本身，仅是从林霭、夜凉、灯光、水声诸物象来反映微雨带给人的各种感觉，显示了作者写景状物出神入化的艺术功底。用字也极有分寸，“初随”“稍共”“侵”“冷”“虚”“近”，处处扣住微雨的特点，一丝不苟。
这首诗体物传神，刻画入微，虚处着笔，雨中有人。朦胧，迷离，似愁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诗不着一个雨字，只是借助周遭相关的事物以及人的主观感受来表现微雨的形态，却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首诗、画、音完美结合的五言律诗。其特色有三：其一，构思精巧，移步换形；其二，首尾呼应，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其三，四联八句全合律，颔联颈联对仗工整而又毫无斧凿之痕。李白近体诗每有不合律处。这首青年时代写的五律又是一个证据，证明李白非不谙声律，而是不屑自缚于声律。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从大处落笔，起势不凡。“峭”壮群峰之势，“碧”绘其色，补以“摩天”二字，壮观的景象全出。这是些雍尊师隐居所在。下句“逍遥”二字赞美雍尊师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不记年”则为补足“逍遥”之意，远离尘嚣，连岁月的流逝都不屑去计算了。上句写景，下句写人，写景也为写人，人景浑然一体，显得崇高、挺拔、永恒。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紧扣诗题，着意写“寻”。“拨”与“寻”二字绝妙，生动地再现了寻者攀登的举止和情态。诗人穿过雾隐云横的丹岩翠壁奋力攀登之后，斜靠在长藤古树之上，一览众山景色，倾听流泉欢歌。上句从视觉着笔，写行寻的艰难和乐趣；下句则从听觉落墨，流泉叮咚，沁心悦耳。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以五彩交辉的浓笔，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地描绘了雍尊师居所优美、静谧、仙境般的环境。用青牛、白鹤来点缀隐居处，又用花和松做烘托，“卧”与“眠”清幽、安谧、静美的境界活脱而出。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以素冷的色调，泼墨挥洒出一幅清幽隽永的画面。上句“语来”二字，省去了诗人与雍尊师的高谈阔论的细节，但可以想象他们感情之融洽，谈吐之投机。开怀畅饮，不觉已是黄昏，只好分手。诗人独自从寒烟笼罩的摩天碧峰上走下来。“下”字不仅与首句呼应，还别有情趣，与“暮”“独”“寒”三字在一联中连用，使人顿生寒气扑面而至之感。
此诗通过作者入山造访之所见所感，浓笔重彩地描绘了深山幽谷的瑰丽景物。首联点明雍尊师所居之处高远非凡，处林泉伴日月，遗世独居，自在逍遥；颔联写林壑幽深，寻访不易，以加浓气氛；颈联使用道家典故，以“青牛卧”“白鹤眠”颂扬雍尊师道行高深，境界非凡；尾联写诗人在暮色苍茫，寒烟四合中独上归程。全诗再现了李白洒脱矫健、豪爽多情的神态风姿，同时也表明他在艺术上已经达到挥笔落纸如云烟的境地。
初降的霜轻轻的附着在瓦上，芭蕉和荷花无法耐住严寒，或折断，或歪斜，惟有那东边篱笆附近的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金粟般的花蕊初开让清晨更多了一丝清香。
夜里寒霜袭来，本来就残破的芭蕉和和残荷看起来更加不堪。只有篱笆边的菊花，金黄色的花朵在清晨的阳光下看起来更加艳丽。用霜降之时，芭蕉的新折和荷叶的残败来反衬东篱菊的清绝耐寒。此诗赞赏菊花凌寒的品格。
整诗是借咏菊之耐寒傲冷逸清香亮霜景，自况言志的。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