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风格豪放、气象雄浑，更复庄而不板、谐而不谑，其历史跨度，纵贯古今，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予以概括描绘并深刻评弹，写得博大宏阔，却又似在诙谐谈笑间，隐寓着智者的卓识、仁者的义愤、勇者的信念。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三句是写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世界上原没有什么人类，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双手，从而也就创造了人类本身，由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猿人、原始人。“人猿相揖别”，便是从猿到人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写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能用其他什么“别”来替代。这首句五个字，飘然而来，用以写人类的从无到有，风调尤觉十分相称，应是诗人的得意之笔。“几个石头磨过”，喻指石器时代。“石器”原是考古学名词，毛主席把它还原为自然形态的“石头”，这就冲破了这一专门名词对创作所带来的局限，大大地开拓了词句的容量。因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也不管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光石器，总而言之，都是“石头”。这样，就把长约二三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六字之中了。“小儿时节”，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指人类的童年时期。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是写人类历史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此开始。“铜铁”两个字，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铜指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指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冶炼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铜铁炉中翻火焰”正是写的这一壮丽场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句。“为问”犹请问，诗词中常用。“猜得”犹猜中，谓作出结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迄无定论。关于后者，尤诸说纷纭，竟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和魏晋等六种之多，所以说“为问何时猜得”。这是朋友间相互讨论时的一种风趣说法。它表示的，不是轻易而是亲切。据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原是一个西周封建论者，如果有同志一定要问为什么说“猜”？他老人家满可以回答说，我自己不就是这“猜”的行列里的一员嘛！“不过几千寒热”，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一时作不出结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横竖不过几千年罢了。按《词律》，这里应为上三下四的七字句，所以赵朴初同志说可能是在“不过”二字下脱落了一个“是”字，“是无心的笔误”（见1978年10月号《诗刊》）。我不以为然。首先，毛主席的真迹俱在，这句写得清清楚楚，无任何涂改迹象。下句的“开口笑”的“口”字脱漏了，但当即作了郑重的添补，未必上一句有脱文就不会觉察。这和毛主席一贯提倡鲁迅先生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第二，《贺新郎》一调原有一百一十四字、一百一十五字和一百一十六字三体。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便是一百一十六字体。这一首虽少一个字，仍自成一体，在词谱上是允许的，不必添字。第三，从艺术角度看，“不过几千寒热”，语健而气足，作“不过是”便显得不那么紧凑。因此，我以为这不是“无心的笔误”，而是有意的精简。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到底有几人风流人物？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柳永仕途蹭蹬，年届五十，方才及第，游宦已倦，由此产生了归隐思想。这首词就是归隐思想的流露，抒发了词人对游宦生涯的厌倦和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之情。
词一开始，“暮雨”三句，雨歇川静，日暮舟泊，即以凄清的气氛笼罩全篇。水蓼和芦苇都是于秋天繁盛开花，可见时间是萧瑟的秋天；雨后的秋夜，更使人感到清冷。“临岛屿”二句，写船傍岛而停，岸上蓼苇，清烟疏淡，秋风瑟瑟。景色的凄凉与词人心境的凄凉是统一的，含有无限哀情。这几句写傍晚泊船情景，以静态描写为主。至“几许”以下，词人笔调突然一扬，由静态变为动态，写渔人飞艇，灯火归林，一幅动态的画面呈现在眼前，日暮归家，温暖、动人的生机腾然而起。这里以动景反衬上面的静景，反使词人所处的环境显得更加静寂。一个“飞”字和一个“尽”字，把渔人归家的喜悦表现得极具神韵，又同时从反面引出“遣行客”、“伤漂泊”二句，渔人双桨如飞，回家团聚，而词人却远行在外，单栖独宿，触动归思。整个上片分为两段，前半段写景，后半段抒情，情景之间融合无隙，境界浑然。
词的上片明确点出了“伤漂泊”的感情基调，下片则具体的写出了“伤漂泊”的具体内涵。换头再以景起，上片是夜泊，下片是早行。“桐江好”六句，句短调促，对仗工整，语意连贯，一气呵成，先写江山之美。美好的河山扫尽了昨夜的忧愁，桐江上空，晨雾浓密，碧波似染，峰峦如削，白鹭飞翔，鱼虾跳跃，生动美丽的景色使词人心情欢娱。从感情线索上看，这里又是一扬。但因为词人情绪总的基调是愁苦的，欢娱极为短暂，又很快进入低谷，“严陵滩”三字已埋下伏笔，这里以乐景写哀，江山美好，鱼鸟自由，渔人团聚，而词人一年到头都是四海为家，宦游成羁旅，于是“游宦区区成底事”之叹自然从肺腑流出，词人得出的结论是不值得，不如及早归隐，享受大自然和家庭的天伦之乐。“云泉约”三字收缴上文，同时也启发下文，具有开合之力，所以结语痛快地说“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用王粲《从军乐》曲意，表明自己再不想忍受行役之苦了。
柳永的这首词抑扬有致的节奏中表现出激越的情绪，从泊舟写到当时的心绪，再从忆舟行写到日后的打算，情景兼融，脉络清晰多变，感情愈演愈烈，读来倍觉委婉曲折、荡气回肠。可见柳永不愧是一位书写羁旅行役之苦的词中高手。
这首词当时在睦州民间广为流传，深受百姓喜爱。据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记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可见这首词当时在睦州民间广为流传，深受百姓喜爱。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