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丛石何纷纠，赤山复翕赩。”意为：峡口山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是中原和夷狄的分界线。山上乱石杂生，怪石嶙峋，但小山坡上却葱葱郁郁，草木繁茂。起首四句，描写峡口山的位置、总体面貌。“大漠”二字，写出了边地的空旷辽阔，而“横绝”二字则写出了峡口山横亘绵延且雄奇险峻状，起笔不凡。山上虽然乱石穿空，却也林木葱茏，荒凉景象中亦有一些绿色，让人眼前一亮。
“远望石众容，逼之无异色。崔崒乍孤断，逶迤屡回直。”意为：远望山形千姿百态，近看全山毫无异色。山势雄奇险峻，孤峰耸立；山体逶迤绵延，曲折往复。此四句继续描绘峡口山的特征，先从远近两个角度状写山的形状和颜色，继而写山的雄峭及走势。“崔崒”二句写得极有气势，为后面评价峡口的险要做好铺垫，设下伏笔。句中“乍”、“断”二字，用得极为精妙。“乍”，意即突然。把纵横跌宕的山势写活了；而一个“断”字，则活灵活现地突出了断崖峭壁、奇险突兀的景状，令人拍案叫绝。
“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岂依河山险，将顺休明德。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意为：峡口山一带确实是胡人驱马入侵的要道，也是中原防拒西北各族的要塞。然而山川之险不足以凭依，将士顺服、政治清明才更为重要。天地万物，都盛极而衰，强极则必弱，亦如这山势之循环往复。此六句写穿越峡口山时的所思所感，认为山川的险要不足依凭，只有清明的政治才是固国的根本。“信关”二句，承上启下。“岂依”二句，化用孟子和吴起语，可谓全篇之警策。“河山险”三字，极具概括力，涵括了前面极力铺写的峡口之险。以山河之险作对比，更映衬了“休明德”的重要。“物壮”二句，继续用典，化用老子和司马迁语，从前面评判安邦治国之策转而感慨人生事理，语意更进一层，别开洞天，景象更壮，让人思绪万千。
“逦迤忽而尽，泱漭平不息。”意为：山势连绵起伏，消失在辽远的天边尽头；大漠空旷平坦，却变动不息，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苍凉背景，不禁让人心潮起伏，思索这天地万物的事理和人生际遇。
“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云台盛石士，待君丹墀侧。”意为：二位身尊体贵，乃黄金之躯，为何置身于这荒凉塞外？那京都云台宫中，有着石少饱学之士，排在皇宫红色的台阶侧，恭候着圣上的来临、赏用，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为朝廷排除边患？乔知之等人志向高远，富有文才，因远隔君恩，只能投身到荒远的边塞，其他朝臣却在宫中陪伴天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陈子昂对此深感不平，故有此感慨。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评论陈子昂说：“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馀波。独至陈伯玉，峍兀英奇，风骨峻上。”以此诗观之，此言极善。此诗先写峡口雄峻险要，继叙险不足恃，世事往复，再叹友人遭际，转切自然，层次分明，浑然一体，而语言古朴，风骨苍劲，景象雄阔，不愧为大家手笔。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白玉谁家郎”借用了西晋文人潘岳在洛阳道上的风流韵事，潘岳又叫潘安，潘安之美有多处记载，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也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回车渡天津”句，将笔墨集中于洛阳贵公子出游回车过桥之状，间接陈述出洛阳繁华风物及士女冶游盛况。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句，“东陌”是洛阳城东的大道，那里桃李成行，每到阳春时节，城中男女多去那里游乐赏花。此句描绘出白玉郎本不想惊动世人，观赏桃李花美时却惊动洛阳人的热闹景象，颇具戏剧色彩和民歌风味。洛阳人多喜欢于桥上闲步顾盼周围美景，而在桥上行走也成为期望获得游人关注的一种方式。诗人提到高车轩驾中的如玉少年，兼有魏晋风流般的行为举止，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描绘其眼中所见情郎的身影，突显出其春情春思，可谓春风得意。
全诗语言率直自然，确实是“清水芙蓉”，间接地写城东桃李花美，熙熙攘攘，观赏人多。虽然诗中没有具体描绘“白玉郎”的美貌，而是写白玉郎在东陌看花时惊动了洛阳人，以此赞美洛阳的春景和游人的热闹景象，令人流连忘返，通过“谁家郎”的春风得意与诗人作鲜明对比，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