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出句“皇华”，意谓极大的光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序谓为君遣使臣之作，并云“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后来遂用“皇华”作使人或出使的典故，含有不辱使命之意。“二京”指北宋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南宋使者出使金朝的必经之路。下句的“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意谓用竹篮盛着饭，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和犒劳军队。这里借指欢迎南宋使臣。
颔联出句的“连昌宫”系唐代宫殿，在洛阳。元稹乐府《连昌宫词》有“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这里借连昌宫、千叶桃代指北宋宫殿。对句的“华萼楼”，原是长安唐玄宗时 比如“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四句，此联承上所云使者过二京时，上万人夹道欢迎的情景，进一步拟想旧时宫殿的花木、鸟鹊也将以惊喜的心情迎候这两位大得人心的使者。
颈、尾二联分别写到皇上对人民有怜悯之心、上天也同情受苦的老百姓，甚至称颂高宗为圣明君主，还说他的信义好象白日一样光明。这样一来，或许会被认为诗人在讨好帝王大臣，还可能怀疑她写此诗的目的是为报答“韩公”对她“父祖”的荐举之恩。如果这样看，那就是对诗人诗作的误解。诗人之所以发出“帝心怜赤子”、“天意念苍生”这样的议论，那是为了说明恢复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只是人间的众望所归，也是上天的意愿所向。至于“圣君大信明如日”句，其旨绝非为了颂扬赵构，而是文学语言中的抑扬“辩证法”。尾联上下句的搭配，恰恰是对赵构妥协政策的讥讽和批评。“长乱”句典出《诗经·小雅·巧言》篇：“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意思是说假如不图恢复，愈是一次又一次地会盟讲和，愈是助长祸乱。对苟安妥协的南宋朝廷来说，这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应该说此诗很有现实针对性，它比前面的五言和七言古诗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不顾社稷江山；二不管父兄在金受苦受难，情愿向金人大量地进贡赔钱，他很爱听黄潜善、汪伯彦之劝和、说降的“巧言”，甚至不顾脸面地把金人作为叔叔看。如果不是一种强烈爱国情感的驱遣，女诗人怎么敢冒这种与皇帝唱反调，从而可能触犯龙颜的危险。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此诗写孔巢父执意离开长安，蔡侯为之设宴饯行，杜甫在宴上赋此诗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并在诗中赞扬了孔巢父的高风亮节。
此诗前四句叙述孔巢父辞别长安去往江东。五至八句写的是诗人对孔巢父此去途中的想象之情境。九至十二句言孔巢父对人生有独特的见解，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且归隐之心已决。十三至十六句写蔡侯置酒为孔巢父饯行的情景。最后两句请孔巢父转达对李白的问候，点明题中的“兼呈李白”，从侧面点出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深厚情谊。
孔巢父此去，意在求仙访道，故诗中多缥缈恍惚语，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杜甫早期所受屈原的影响。
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