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