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该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全词在片语之间，融情入理，情景交融。
上阕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湘江寒秋图，并即景抒情，提出了苍茫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个“看”字，总领七句，描绘了独立橘子洲头所见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既是四周枫林如火的写照，又寄寓着词人火热的革命情怀。红色象征革命，象征烈火，象征光明，“万山红遍”正是词人“星火燎原”思想的形象化表现，是对革命与祖国前途的乐观主义的憧憬。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是词人对自由解放的向往与追求。词人从山上、江面、天空、水底选择了几种典型景物进行描写，远近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这七句，为下面的抒情提供了背景，烘托了气氛。“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叹，这一问道出了词人的雄心壮志，表现了他的博大胸怀，由写景直接转入抒怀，自然带出下半阕的抒情乐章。
下半阕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自然地引起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将无形的不平凡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崇高美。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个“恰”字，统领七句，形象地概括了早期革命者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波斩浪的宏伟画面。可以说，这首词的崇高美，是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
全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表现了词人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