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借物咏情词。易安居士假双银杏之被采摘脱离母体,喻靖康之乱后金兵南渡,自己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离乡背井、避乱南方的颠沛愁怀。
其上片开始先咏物以寄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是说:这银杏的风姿气韵、整个形体都不很起眼,但是较之樽前黄澄澄的甘桔来说,甘桔却只堪称奴婢。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写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都”,在此作硕大、华美解,“未甚都”是指银杏作为果类食品,并不以果肉汁多、形体硕大诱人。词人在此用现成典故与银杏相比,称桔“可为奴”,足见作者对银杏的偏爱。
词人之所以深爱银杏,未必因为它是珍稀贡品,而是睹物伤情,有所触发。“谁怜流落江湖上,玉肌冰骨未肯枯”两句便作了极好的解答:这枝双蒂银杏被人采下,永离高大茂密的树干,成为人们的盘中之果,采摘的人自然不会怜它,那么有谁怜它呢?看到它那圆浑、洁白虽离枝而不肯枯萎的形状,激起了词人的无限怜爱与自伤。这两句是吟物而不拘泥于物,与其说是在写银杏,毋宁说是借双银杏在直接写流落异地的自家夫妻。“玉肌冰骨”一词,意在突出一种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未肯枯”则是表示坚持自身的理想追求,不为恶劣环境所屈服;这些都是士大夫、文人所崇尚的自尊自强之志。
下片首句“谁教并蒂连枝摘”是实写句,接下来“醉后明皇倚太真“则是一个联想句,一实一虚,有明有暗。这两颗对生银杏,因摘果人的手下留情,所以便保持了并蒂完朴的美好形象,其两相依偎、亲密无间的形态,恰似“玉楼宴罢”醉意缠绵的杨玉环与李隆基。唐明皇与杨玉环这是一对世人共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侣,他们的名字也几化为纯真爱情的象征。这两句点出了银杏虽被摘而尚并蒂,正如易安夫妇虽流落异地而两情相依。这当是不幸之中足以欣慰之事。
结尾句“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的妙处在于使用谐声字:易安居士亲手将两枚洁白鲜亮的银杏掰开,夫妻二人一人一颗,情真意切。要吟颂它的滋味如何,是否清纯香美,这却深深地蕴藏在两人的心底。“两家新”的“新”字,在这里显然是取其谐音“心”。
此词采用拟人手法,将双银杏比作玉洁冰清、永葆气节的贤士,比作患难与共、不离不分的恋人,贴切深刻;尾句使用谐音手法,不仅略带诙谐而且起脱俗之效。
《卷耳》是一篇抒写怀人情感的名作。其佳妙处尤其表现在它匠心独运的篇章结构上。旧说如“后妃怀文王”“文王怀贤”“妻子怀念征夫”“征夫怀念妻子”诸说,都把诗中的怀人情感解释为单向的;另外,日本的青木正儿和中国的《诗经》专家孙作云还提出过《卷耳》是由两首残简的诗合为一诗的看法。这些看法反映出对《卷耳》篇章佳妙布局认识不足的缺陷。
《卷耳》四章,第一章是以思念征夫的妇女的口吻来写的;后三章则是以思家念归的备受旅途辛劳的男子的口吻来写的。犹如一场表演着的戏剧,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内心独白在同一场景同一时段中展开。诗人坚决地隐去了“女曰”“士曰”一类的提示词,让戏剧冲突表现得更为强烈,让男女主人公“思怀”的内心感受交融合一。首章女子的独白呼唤着远行的男子,“不盈顷筐”的卷耳被弃在“周行”——通向远方的大路的一旁。顺着女子的呼唤,备受辛苦的男子满怀愁思地出现;对应着“周行”,他正行进在崔嵬的山间。一、二两章的句式结构也因此呈现着明显的对比和反差。第三章是对第二章的复沓,带有变化的复沓是《诗经》中最常见的章法结构特征,这种复沓可以想象为是一种合唱或重唱,它强有力地增加了抒情的效果,开拓补充了意境,稳定地再现了音乐的主题旋律。第四章从内容分析仍是男子口吻,但与二、三章相差很大。这类《诗经》中经常用的手法称为单行章断,比如《召南·采蘩》《召南·行露》《周南·葛覃》《周南·汉广》《周南·汝坟》等诗中都有此类手法。这类手法是合唱形式的遗存,可以想像这是幕后回荡的男声合唱。其作用是渲染烘托诗篇的气氛,增强表演的效果。
《卷耳》的语言是优美自然的。诗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当时的民谣套语。《周易·归妹三·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实”正与《卷耳》首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对应。把民谣用作套语,像一个套子一样放在诗章句首,为诗奠定韵脚、句式的基础和情感思绪的习惯性暗示,这是《诗经》的起兴手法的一例。诗人善于用实境描画来衬托情感。旅途的艰难是通过对山的险阻的描摹直接反映出来的:诗人用了“崔嵬”“高冈”“砠”等词语。而旅途的痛苦则是通过对马的神情的刻画间接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了“虺隤”“玄黄”“瘏矣”等词语。而描摹山、刻画马都意在衬托出行者怀人思归的惆怅。“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以酒浇愁,便是正面对这种悲愁的心态提示。全诗的最后是以一种已类化的自问自答体收场的:“云何?吁矣!”它既是对前两章“不永怀”“不永伤”的承接,也是以“吁”一字对全诗进行的总结,点名“愁”的主题,堪称诗眼。
怀人是世间永恒的情感主题,这一主题跨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它本身成了历代诗人吟咏的好题目。《卷耳》为中国诗歌长河中蔚为壮观的一支——怀人诗开了一个好头。其深远影响光泽后世。徐陵《关山月》、张仲素《春闺思》、杜甫《月夜》、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元好问《客意》等抒写离愁别绪、怀人思乡的诗歌名篇,多多少少体现了与《卷耳》一脉相承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