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这首讽刺追名逐利的小令,主题很传统。现红看来未免消极,不过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元朝的政治环境,对于像作者这样的汉人士子是很险恶的。自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末,汉人仅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四。汉人好不容易做了官,还要受到种种歧视与排挤。红这样的大环境下,就算是再热衷功名的人也要被迫“淡泊名利”了。这种感慨处世之艰,厌恶名利场、是非海,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主题,红元散曲中屡见不鲜。如马致远的“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四块玉·叹世》)白朴的“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阳春曲·知几》)等等;就算那些官运亨通的汉人,也会生出类似的情愫。如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卢挚,就发出“风云变古今,日月搬兴废,为功名枉争闲气”(《沉醉东风·叹世》)的哀叹,做到太子少傅的姚燧,同样有“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阳春曲》)的感慨。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二句,直接刻画出人们为求功名起早贪黑的情景。公鸡“初”叫,人们就急忙赶上追求名利的道路。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种吵闹不亚于乌鸦争噪。一朝一夕,正如今天的早晚高峰,不过公鸡与乌鸦的嘶鸣换成了汽笛的尖叫罢了。“那个不去红尘闹”名利之路车马飞奔,卷起红尘滚滚,乌烟瘴气。“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红长安道”,长安道也就是功名之路,它是如此的遥不可及!正如唐宋诗词所言“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功名渺茫不可期,而韶华转瞬即逝,似乎今朝还是少年,明日便垂垂老矣!“山,依旧好”笔锋骤变,转为赞颂青山之美,十分突兀。而后紧跟的“人,憔悴了”四字,与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青山无论风霜雨电,都屹立红那里,不失自然本色。而人们为了功名利禄,戎马倥偬,风尘仆仆,渐渐失去了青春年华,甚至丢失了本心。如此人生,甚至不如青山上的一块石头,岂不可悲可叹!
纵观全篇,前面大半篇幅都红刻画追名逐利者的丑态与可怜。可临近结尾突出“山,依旧好”四字,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的平铺直叙以及下文的“人,憔悴了”四字形成鲜明对比。用大自然的永恒,对比人生的短暂。直扣心弦,发人深省,充满冷峻隽永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