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具体描写洞庭湖秋景。
扑入作者眼帘的还是一片萧瑟景象：“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位于洞庭湖岸边的一枫树，红叶纷纷飘落。澄澈的洞庭湖面，荡漾着粼粼碧波。开头两句，以悠扬的音韵，明丽的色彩，描绘了一幅洞庭晚秋的清幽景象；秋风萧飒，红叶纷飞，波浪滚滚，一望无涯，景色幽深迷人。三位友人泛舟湖上，兴致勃勃，“八百里洞庭”正好纵情游览，让一叶扁舟随水漂流，不论远近，任意东西。
“乘兴轻舟无近远”句，形象地表达了诗人们放任自然，超逸洒脱的性格。他们乘兴遨游，仰望白云明月，寰宇清朗，不由浮想联翩。浩瀚的洞庭湖和碧绿的湘江，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个凄婉动人的传说：帝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娥皇女英二妃闻讯赶去，路断洞庭君山，恸哭流涕，投身湘水而死。至今君山仍有二妃墓。二妃对舜无限忠贞之情引起贾至的同情与凭吊，自己忠心耿耿而横遭贬谪，君门路断，这与湘娥的悲剧命运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诗人把湘娥引为同调。“白云明月吊湘娥”，诗人遥望满天的白云，皎洁的明月，怀着一腔幽思凭吊湘娥。“白云明月”，象征着诗人冰清玉洁的情操和淡泊坦荡的胸怀。整首诗的精华就凝聚在这末一句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月下凭吊的意境静谧幽远，情致含蓄蕴藉，弥漫着淡淡的感伤与惆怅，使诗多了一层韵味和情致。
曲的前三句讲述缘由，主人丢了鸡还劝小童别焦急；接下来四至八句，想象偷鸡贼将鸡下锅烹煮；最后两句戏言自己贪睡，丢了鸡也好。曲中将眼前小事随手拈来，语言风趣，以小见大，颇见特色。
这支曲一开篇，就是主人教训童子的口气。不是训他没把鸡看好，反是教他不要焦急都失掉了，你焦急也是那么回事，不焦急也是那么回事。焦急，还会添病，所以还是不焦急为好。古代有一个成语——“楚失楚得”。汉刘向《说苑》里讲了这样个故事：楚共公打猎时掉了一张弓，左右想回头去找，共公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找什么找！可见从古以来，就有“会想”的人。然而此曲中的主人，不但豁达，而且风趣，想象力很强——偷鸡贼此刻一定很得意吧，鸡则很倒霉——下锅了吧。“家家自有闲锅灶”，著一“闲”字，是想象那人早已是等鸡下锅。“任意烹炮”，著“任意”二字，是想象那人正偷着乐。于是，主人很想为那人助兴——倒贴几个火烧、一点作料。他知道“煮汤”如果再有火烧配合着吃就更好，所以“助他三枚火烧”；“穿炒”还要多加调料，所以“助他一把胡椒”。分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心平气和，这是生活的情趣，也是作者的风趣。要换一个人，想到自己的鸡下了别人的锅，一定会气上加气。却不，因为他“会想”。凡事有利有弊，有弊有利。鸡给别人煮了，第一层好处是免得请客——“倒省了我开东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主人好客，平时就爱做东道，可称“小孟尝”；第二层好处，“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他贪睡。家里没有鸡打鸣了，可以睡得更加安稳。在古人词曲中，习惯用贪睡来表示一种豁达的心态，例如“东郭先生都不管，关上门儿稳睡”（宋陈郁《念奴娇·雪》）、“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意即在睡）也”（元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大家都知道，睡眠好是一项健康指标，包括心理健康。
顺便说，读曲要有正确的审美态度，否则难免有隔膜的批评——譬如认为此曲提倡马虎的作风，或认为它助长盗窃的风气，那就很杀风景了。须知，此曲的前提是东西已经失掉了。如果东西没有失掉，当然是看紧为好。另一个前提是，不知道是谁偷的。要是知道，为了社会安定，还是举报为好。再说，即使宣布“助他三枚火烧”“助他一把胡椒”，那贼也未必敢站出来领，终究是打趣而已。
明王骥德说：“客问今日词人之冠，余曰：‘于北词得一人，曰高邮王西楼，俊艳工炼，字字精琢，惜不见长篇。’”（《词律·杂论》）文贵精，不贵多，词曲更是如此，何必以“不见长篇”为恨！站在散曲的立场上讲，这支曲的境界，实不在苏东坡《定风波》之下。
这首诗，叙离别而全无依依不舍的离愁别怨，写得慷慨激昂，议论滔滔，形象丰满，别具一格。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下笔挺拔刚健，调子高昂，一扫送别诗的老套，生动地勾勒出主人公性格的坚强刚毅，真有一种“直疑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的气势，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杖剑对尊酒，耻为游子颜”，彩笔浓墨描画出大丈夫的壮伟形象。威武潇洒，胸怀开阔，风度不凡，气宇轩昂，仿佛是壮士奔赴战场前的杖剑壮别，充满着豪情。
颈联运用成语，描述大丈夫的人生观。“蝮蛇螫手，壮士解腕”，本意是说，毒蛇咬手后，为了不让蛇毒攻心而致死，壮士不惜把自己的手腕斩断，以去患除毒，保全生命。作者在这里形象地体现出壮士为了事业的胜利和理想的实现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颈联如此拓开，有力地烘托出尾联揭示的中心思想。“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尾联两句，总束前文，点明壮士怀抱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志向，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解腕”。那么，眼前的离别在他的心目中自然不算一回事了，根本不值得叹息。
此诗以议论为诗，由于诗中的议论充满感情色彩，“带情韵以行”，所以写得生动、鲜明、激昂、雄奇，给人以壮美的感受。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