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词的上片用西汉二疏(疏广、疏受)故事赞颂孙洙。二疏叔侄皆东海(海州)人。广为太子太傅,受为少傅,官居要职而同时请退归乡里,得到世人景仰。孙洙曾知海州,故云“二疏乡里”。对海州来说,孙洙和二疏一样都是值得纪念的。“水涵空,山照市,西汉二疏乡里”,三句说海州碧水连天,青山映帘,江山神秀所钟,古往今来出现了不少可景仰的人物。前有二疏,后有孙洙,都为此水色山光增添异彩。“新白发,旧黄金,故人恩义深”。三句以二疏事说孙洙。“新”与“旧”二字,将二疏与孙洙联系一起。点明词中说的却是眼前人。孙洙海州一任,白发新添,博得州人殷勤相送,这是老友在此邦留下的深恩厚义所致。
词的下片以乘槎故事叙说别情。《博物志》载:近世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问之不答。遣归,问严君平,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这是传说中的故事,作者借以说孙洙,谓其即将浮海通天河,晋京任职。“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去。”“海”与“山”照应上片之“水”与“山”,将乘槎浮海故事与海州及孙洙联系一起。作者的想象中,当时有人乘槎到天河,大概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但是,自古以来,客槎有来有往,每年秋八月一定准时来到海上,人(孙洙)则未有归期。“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一方面用浮海通天河说应召晋京,一方面以归期无定抒写不忍相别之情。其中“有信”、“不归”,就把着眼点集中在眼前人(孙洙)身上,突出送别。
此词妙用典故,先以两汉二疏故事赞颂孙洙,又以乘槎故事叙说别情,既表达了对友人的赞美之情,又抒发了作者自身的复杂心绪和深沉感慨,可谓形散而神不散,浑化天迹,大开大合,结构缜密。
柳词多写春色,却每每同中有异。“花发西园,草薰南陌”,起句即从视觉与嗅觉上透出浓郁的春之律媚与春之气息。上片由描绘春景转入伤怀感旧,为下片的遥想与消魂蓄足了势头。章法自在井然,句法亦成有序。环顾他人携手踏青,反视自家孤身面对春景,孤凄寂寞,更添出无限伤感的是“良辰美景虚设,赏心乐事何得”,热闹的禊宴,以及银塘、金堤,愈衬托了人的孤独与怅惘,是以乐景写哀情也。下片多写回忆。“当日”情浓时,光景历历在目;“前事”已矣,旧梦不再。令人不禁悲从中来,“泪沾襟袖”。“未省”二句当是问句。“岂知”二句,语含双关,巧用弄玉、萧史事,又以“仙乡”与之呼应,亦是“活法”。
全篇写得哀怨凄楚,虽是恋阙怀人之旧题,却能翻出新意,景与情之反衬,运用得亦自然妥贴,景语清空,情语凝深,且能浑化无迹,总于怨悱之旨。最值得注意的是,柳永与歌妓之间的那份真挚而恳切的情感,似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情欲,已升华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不可再以“轻薄”斥之了。柳永的这样一种情愫,巳开宋金元文人与歌妓(戏曲演员)平等相爱之先河。元人关汉卿、卢挚等与女演员朱帘秀之间的赠答曲中,依稀可见这种人道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或许这与柳永在仕途上的波折与久滞不售的经历有某种联系。
此诗写城头鼓声引出缅怀东汉末年祢衡击鼓骂曹的联想,抒发作者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感情。前两句写景,交代了暮色中听鼓的事实;后两句从暮色中的鼓声联想到当年击《渔阳掺挝》的人祢衡。全诗寄慨遥深,意蕴丰厚,多层意蕴环环相扣,对往事的追忆、对现实的感慨,融汇成一股郁愤之气,回旋往复。运用典故却并不晦涩;语言平实而气韵深婉。
“城头叠鼓声,城下暮江清。”两句写景。薄暮时分,诗人漫步城外。只见古老的城墙矗立在夕阳余辉中,显得那么肃穆,似乎在沉思;城墙下,江水汩汩,似乎在低声诉说。黝黑森严的古城墙、流经千载的江水,再加上朦胧的暮色,这番景象很容易在人们心头唤起一种地老天荒、宇宙无穷的感慨。此刻,城头上又传来激昂的击鼓声、悠长的号角声。鼓角之声融入苍茫暮色,飘落在江面上,与呜咽的流水声,汇成一首奇异的乐曲。它仿佛是热烈的呐喊、愤怒的呼唤,又仿佛包含着凄历的呻吟。它使人激动不安,又使人凝神深思。“城头迭鼓声,城下暮江清”,从字面上看,只是交代了暮色中听鼓这一事实,然而它却渲染出了一种苍凉而幽怨的气氛。
那时急时缓、抑扬顿挫的击鼓声使诗人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击鼓骂曹的故事:三国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威震朝野;而一介书生祢衡(正平)却偏偏不肯奉迎他。曹操为了羞辱祢衡,故意令他充任鼓吏。一日,曹操大宴宾客,令祢衡击鼓娱众。祢衡从容不迫,裸体更衣,击《渔阳掺挝》,声节悲壮,听客莫不为之动容。随后,他又大骂曹操弄权。曹操虽恨之入骨,但又恐杀之而招致物议,便把他送到刘表处;祢衡又得罪了刘表,最后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被杀。诗人此时所滞留之地,正是当年祢衡被杀的地方,那在苍茫暮色中显得格外悲怆、浑远的鼓声,自然使他想起当年击《渔阳掺挝》的人。诗人不禁慨然叹道:“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
由所闻之鼓,想起《渔阳掺挝》;由《渔阳掺挝》,想到击此调而丧身的人,可谓联想自然,一气贯通。见景生情,追忆往事,这是第一层意思。“欲问渔阳掺”,说明诗人又清醒地意识到眼下所闻并非祢衡所击之曲;之所以听不到那悲烈之调,乃是因为“时无祢正平”。由追忆往事而回到眼下情景,发出惋惜之叹,这是第二层意思。然而,当今世上多是阿奉权势、趋时媚上之流,正需要像祢衡这样的人慷慨击鼓,以《渔阳掺挝》的清亮之音扫荡混浊之气,使媚俗者自惭,使权势者知羞。可惜如今既听不到那曲《渔阳掺挝》,也见不到像祢衡这样的人。其时,正是牛党当权,李党纷纷被逐之时,国事日非,诗人愤慨极深。追昔抚今,一吐胸中块垒,这是第三层意思。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对往事的追忆、对现实的感慨,融汇成一股郁愤之气,回旋往复,寄慨遥深。
文天祥德祐二年(1276)出使元军被扣,在镇江逃脱后,不幸的是又一度被谣言所诬陷。为了表明心志,他愤然写下了这首《端午即事》。
在诗中端午节欢愉的背后暗含着作者的一丝无奈,但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中,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满怀着“丹心照夙昔”的壮志。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像屈原一样为国难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