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七律,记述了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时的真实感受。通过对韶山人民革命历史的回顾,以及对人民公社社员通过热情劳动而喜获丰收的描绘,赞扬了革命人民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风貌,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高远的思想境界。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逝川,是化用孔子的话,是说过去的日月。《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说自从离开韶山,在那可诅咒的旧社会,为革命东奔西忙,韶山的乡亲们却遭受了无穷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在韶山的上空,韶山的大地上洒下了无数的革命先烈的鲜血,但是韶山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回到韶山,看到的景象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韶山也像中国各地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当前的大好形势,不禁回想起过去,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时期,韶山的人民真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韶山人民高举着革命的红旗,武装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韶山的人民从来没有畏惧。一方面是韶山的人民高举起红旗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一方面是反动派高举起霸主的铁鞭,对革命的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韶山人民与反动派的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的。
三十二年前的星星之火,终于发展成燎原之势,原因在于革命人民拥有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奋起反抗,坚持到底,因为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理想。“多壮志”指充满凌云之志,所以义无反顾,前仆后继。32年间,一个小小的六百来户的韶山冲,就有148位革命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有毛泽东的六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毛岸英,有毛泽东亲自创建的韶山党支部的五位同志: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梅。烈士的鲜血结出了丰硕的革命成果,天地更新,日月重光,新中国诞生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由此可以理解毛泽东韶山之行的所作所为,理解诗中的一个“咒”字。。
结末“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写韶山冲稻浪滚滚,丰收在望,人人奋发,安居乐业,这是革命先烈“换新天”理想的实现,也是对长眠地下的先烈的最好告慰。发展生产,建设祖国,人人争先,是先烈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这一联的思想内容承上延伸,大有拓展。从意境上看,前面激烈斗争,腥风血雨,这里炊烟袅袅,风景如画,完全不同的景象,体现换了新天;从诗人的感情言,则由激愤而舒缓,由沉重转喜悦。
这首诗虽然写的是韶山,但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事实上中国各地的情况都和韶山一样,中国的人民都经历过血和火的考验,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曲的前三句讲述缘由,主人丢了鸡还劝小童别焦急;接下来四至八句,想象偷鸡贼将鸡下锅烹煮;最后两句戏言自己贪睡,丢了鸡也好。曲中将眼前小事随手拈来,语言风趣,以小见大,颇见特色。
这支曲一开篇,就是主人教训童子的口气。不是训他没把鸡看好,反是教他不要焦急都失掉了,你焦急也是那么回事,不焦急也是那么回事。焦急,还会添病,所以还是不焦急为好。古代有一个成语——“楚失楚得”。汉刘向《说苑》里讲了这样个故事:楚共公打猎时掉了一张弓,左右想回头去找,共公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找什么找!可见从古以来,就有“会想”的人。然而此曲中的主人,不但豁达,而且风趣,想象力很强——偷鸡贼此刻一定很得意吧,鸡则很倒霉——下锅了吧。“家家自有闲锅灶”,著一“闲”字,是想象那人早已是等鸡下锅。“任意烹炮”,著“任意”二字,是想象那人正偷着乐。于是,主人很想为那人助兴——倒贴几个火烧、一点作料。他知道“煮汤”如果再有火烧配合着吃就更好,所以“助他三枚火烧”;“穿炒”还要多加调料,所以“助他一把胡椒”。分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心平气和,这是生活的情趣,也是作者的风趣。要换一个人,想到自己的鸡下了别人的锅,一定会气上加气。却不,因为他“会想”。凡事有利有弊,有弊有利。鸡给别人煮了,第一层好处是免得请客——“倒省了我开东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主人好客,平时就爱做东道,可称“小孟尝”;第二层好处,“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他贪睡。家里没有鸡打鸣了,可以睡得更加安稳。在古人词曲中,习惯用贪睡来表示一种豁达的心态,例如“东郭先生都不管,关上门儿稳睡”(宋陈郁《念奴娇·雪》)、“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意即在睡)也”(元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大家都知道,睡眠好是一项健康指标,包括心理健康。
顺便说,读曲要有正确的审美态度,否则难免有隔膜的批评——譬如认为此曲提倡马虎的作风,或认为它助长盗窃的风气,那就很杀风景了。须知,此曲的前提是东西已经失掉了。如果东西没有失掉,当然是看紧为好。另一个前提是,不知道是谁偷的。要是知道,为了社会安定,还是举报为好。再说,即使宣布“助他三枚火烧”“助他一把胡椒”,那贼也未必敢站出来领,终究是打趣而已。
明王骥德说:“客问今日词人之冠,余曰:‘于北词得一人,曰高邮王西楼,俊艳工炼,字字精琢,惜不见长篇。’”(《词律·杂论》)文贵精,不贵多,词曲更是如此,何必以“不见长篇”为恨!站在散曲的立场上讲,这支曲的境界,实不在苏东坡《定风波》之下。
此诗前两句写梅花的品格和姿态,均紧扣倒枝梅画意;后两句是画外的话,引申为感慨世事,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追求高品位人生的思想感情。此诗的讽喻意味很浓;风格峭丽,语言警拔。
诗的起句紧扣画来写:“皓态孤芳压俗姿”,“皓态孤芳”,可能画面上是一株白梅,这白梅的姿态却与众不同,大有压倒“俗姿”之势。诗人一落笔就对画上的梅花极力赞赏。
次句点题,“不堪复写拂云枝”,画上的梅花枝条是倒垂的,不是一般画上常见的那种向上伸展的姿态,“拂云枝”,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姿”,他认为这种枝条“不堪复写”。
“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就王冕梅花图再引申发表议论。联系当时社会生活里种种不公平的现象,作者愤恨地指出,从古以来,世上庸俗的人看待万般事情总厌恶高尚的风格。这话实际上从时间之久,到事情包罗之广,同情具有高尚风格的人,而对厌恶甚至迫害具有高尚风格的人恶劣世俗加以抨击。正因为世俗不公,所以最后又回到王冕的画上来,不能责怪王冕把梅花的枝头画成下垂到地面了。
在一般作品里,梅花傲然向上,不屈服于寒冷、冰雪之威;而“倒枝梅”在形态上正好相反,不论有否冰雪,王元章画的梅花没有“拂云”的伟岸,而是“着地垂”,这似乎意味着画家已心灰意颓,甚至失去了对“高洁”的向往,徐渭默认并且深深地感喟这种“倒枝梅”的姿态,似乎也已不复“脱俗”“超然” 的追求,但正在此,无论画家还是诗人,其匠心其实已跃然纸上,别出一格的曲折命意,写尽了他们不堪现实重压的窘迫与艰难;同时,即便世俗的肆虐可以让梅花垂地,亦无改其皓然的姿态、孤独的芳香、高迈的风格,作者对理想的执着信念、对世俗的鄙弃、厌恶,因此而更多一分真诚。
这首小诗虽只四句,但结构极为谨严。七言绝句四句中要求有起承转合,诗以赞梅起笔,次句承首句落实到所题的倒枝梅画上,三句转为慨叹世事,四句仍关合在倒枝梅画上,章法宛然。此诗以意胜,重议论而不重描摹。此诗则遗貌取神,可谓别具一格。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