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