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于安史之乱陷落时候，杜甫被迫困居孤城。诗题“对雪”，却正是国仇家恨一起都来时候，对雪穷身，国事凋零，因为白描；非特因雪寄兴，也非仅仅自伤困顿。却是从一个个体遭遇的侧面，描写整个时局国势的困窘无奈状况。杜甫称为“诗史”，能将个人感遇融合到时局国事的大背景里，从忧身而到忧国，故诗境界深，格局大，意境远，气韵厚。所以此诗以“战哭多新鬼”起，以“数州消息断”结，很有电影剧本的剪辑特色，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历从细节和侧面，去反映整个大的时局战争的愁苦艰难状态。从此着眼，方是看此诗方法。
此诗一二句中“战哭多新鬼”，正暗点了这个使人伤痛的事实。房琯既败，收复长安暂时没有希望，不能不给诗人平添一层愁苦，又不能随便向人倾诉。所以上句用一“多”字，以见心情的沉重；下句“愁吟独老翁”，就用一“独”字，以见环境的险恶。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正面写出题目。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次写旋风中乱转的急雪。这样就分出层次，显出题中那个“对”字，暗示诗人独坐斗室，反复愁吟，从乱云欲雪一直呆到急雪回风，满怀愁绪，仿佛和严寒的天气交织融化在一起了。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无绿可沽酒瓢便弃，拥炉求暖火只如红，很朴实近乎枯笔白描的写法，背后隐言困城无酒、求碳也稀的困窘境地。这大概是看杜诗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在描写大时局的背景下，对个人境遇最直白写实地手法，却正是以通过细节和个体写实来反应大时局大场面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两句极见困城之物资匮乏，偷生之余生活的窘境。关于“似”字之疑，固有多解。但是其实这里就是说有炉而火不旺，火苗不起，只有一片红光罢了，不必更做他解。因为困顿，必思解救。然则作者所能寄盼的好消息全无来处，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最后又将个人感遇返还回战事时局的忧虑之中，完成了从一个片面描写、感叹史实全局的一个过程。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中诗人再归结到对于时局的忧念。至德元载（756年）至二载（757年），唐王朝和安禄山、史思明等的战争，在黄河中游一带地区进行，整个形势对唐军仍然不利。诗人陷身长安，前线战况和妻子弟妹的消息都无从获悉，所以说“数州消息断”，而以“愁坐正书空”结束全诗。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和亲人的命运深切关怀而又无从着力的苦恼心情。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这首诗写的是上都的外景。广阔的沙漠，与远远的山峰相衔，一座雄伟的城堡巍然矗立。在宫殿里，楼台曲栏相连，宫殿前那一片绿草，欣欣向荣。
这首诗把上都城堡与宫殿置放在一个绝大的背景中，取景独特，在大镜头中又摄取誓俭草作局部的特写。这样，全景与局部相结合，一座沙漠都城便形象地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