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这首诗共十六句，每四句一韵，每一韵又是一个自然段落。第一段写桃源玩月，有月之景，有玩之情；第二段写八月十五夜色，以月光朗照下的天地山水反衬中秋之月；第三段浪漫畅想，写欲仙之感，由景及情，生发自然；最后一段从畅想中曳回，写日出月落，更就"绝景良时"抒发情感，略出桃源别后，难再重游一意。全诗景物随时而变，情调随景而移，有起伏跌宕之感。
这首诗表面上可以归入游仙诗，把中秋之夜写得如梦如幻。尤其“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一句已经成为中秋时节人们常用的佳句。至于其他欣赏者怎么理解，可以说百人百解。有联系刘禹锡仕宦失意，解释后半部分是以仙宫比喻朝廷，盼望早日回归；也有把前半部分解释为用“寒露坠”代指人生祸福无常，说这是刘禹锡对人生的感慨之作。也许这种种理解，正好体现了“诗豪”作品多彩的艺术魅力。
杜甫的《佳人》既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又体现了诗人的主观寄托。诗中人物悲惨的命运与高尚的情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既让人同情，又令人敬佩。诗人用“赋”的手法描写佳人悲苦的生活，同时用“比兴”的手法赞美了她高洁的品格。全诗耐人寻味，感人肺腑，能强烈地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杜甫诗中的佳作。
全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佳人家庭的不幸遭遇。第二段，佳人倾诉被丈夫抛弃的大不幸。第三段，赞美佳人虽遭不幸，尚能洁身自持的高尚情操。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开头两句点题，上句写其貌之美，下句写其品之高。又以幽居的环境，衬出佳人的孤寂，点出佳人命运之悲，处境之苦，隐含着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以上四句是是第三人称的描状。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从此处以下转为第一人称的倾诉，语气率直酣畅。当年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兄弟们惨遭杀戮。官位高也没有什么用，他们死后连尸骨都得不到收殓。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官高”呼应上文的“良家子”，强调绝代佳人出自贵人之家。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这四句托物兴感，刻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宋代的刘辰翁评论说：“闲言余语，无不可感。”“转烛”，以风中的烛光，飘摇不定，比喻世事转变、光景流逝的迅速。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诗人以形象的比喻，写负心人的无义绝情，被抛弃的人伤心痛苦。在佳人倾诉个人不幸、慨叹世情冷漠的言辞中，充溢着悲愤不平的情绪。一“新”一“旧”、一“笑”一“哭”，强烈对照，被遗弃女子声泪俱下的痛苦之状，如在目前。夜合花朝开夜合，所以说“知时”。鸳鸯则多雌雄成对，生活在水边。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几句似悲似诉，佳人自言自誓，有矜持慷慨、修洁端丽之意。同时，可见佳人居家环境的简陋清幽，生活的清贫困窘。浦起龙评论说：“这二句，可谓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无此语也。”它出自《诗经·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但在这首诗中，有多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或以新人旧人为清浊，或以前华后憔为清浊，或以在家弃外为清浊，或以守贞为清、改节为浊。还有人认为：佳人以泉水自喻，以山喻夫婿之家，意思是妇人为夫所爱，世人便认为她是清的；为夫所弃，世人便认为她是浊的。另一种解释是佳人怨其夫之辞。人处空谷幽寂之地，就像泉水在山，没有什么能影响其清澈。佳人的丈夫出山，随物流荡，于是就成了山下的浊泉。而她则宁肯受饥寒，也不愿再嫁，成为那浊泉。这就像晋代孙绰《三日兰亭诗序》所说的那样：“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末尾几句以写景作结，刻画出佳人的孤高和绝世而立，画外有意，象外有情。在体态美中，透露着意态美。这种美，不只是一种女性美，也是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美。诗句暗示读者，这位时乖命蹇的女子，就像那经寒不凋的翠柏、挺拔劲节的绿竹，有着高洁的情操。诗的最后两句，为后人激赏，妙在对美人容貌不着一字形容，仅凭“翠袖”、“修竹”这一对色泽清新而寓有兴寄的意象，与天寒日暮的山中环境相融合，便传神地刻画出佳人不胜清寒、孤寂无依的幽姿高致。
这首五言古体诗，从开篇一路下来，都是“说”，到了结尾两句，才以一幅画面忽然结束。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拿一个结局去迁就读者的胃口，而是用一个悬念故意吊着读者的胃口。读过这首诗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绝世美貌却格外不幸的佳人，在秋风中，在黄昏里，衣裳单薄，孤伶伶地站在那里，背靠着一丛竹，眼里流露着哀愁。
在古代，以弃妇为题材的诗文不乏佳作。如《诗经》里的《卫风·氓》，汉乐府里的《上山采蘼芜》等，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被废弃的陈皇后，其中“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两句，正是杜甫《佳人》诗题的来源。杜甫很少写专咏美人的诗歌，《佳人》却以其格调之高而成为咏美人的名篇。山中清泉见其品质之清，侍婢卖珠见其生计之贫，牵萝补屋见其隐居之志，摘花不戴见其朴素无华，采柏盈掬见其情操贞洁，日暮倚竹见其清高寂寞。诗人以纯客观叙述方法，兼采夹叙夹议和形象比喻等手法，描述了一个在战乱时期被遗弃的上层社会妇女所遭遇的不幸，并在逆境中揭示她的高尚情操，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