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上片写醉后所见的美景以及醉态中的奇想。首句“云鬟倾倒”,直接描写酒醉后头发散乱的状态。次句“醉倚阑干风月好”紧承前句,当苏轼醉后倚栏而望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美的境界:“风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在醉酒后拥有本真的自我,再加上恰好与自然美景相遇,这种“酒中趣”就显得不俗了。“凭仗相扶”一句,承上句一个“醉”字,仍写醉意朦胧的状态。就在这时,苏轼突发奇想,“误人仙家碧玉壶。”苏轼从年轻时起就博览群籍,不免于“杂学旁搜”,神仙方术之类书籍也莫不毕览,由该词所写可见一斑。这里 “仙家碧玉壶”的神话传说,不仅紧扣上文酒醉之事,而且充分表露了苏轼童真与诙谐的个性。
下片写赴杭州途中所见的景物,以及途经苏州时的怀古之思。“连天衰草”句,显示了江南仲冬时的季节特征,展现了苏轼在旷野中行进时一片苍凉、凄清的景象,多少也透露出苏轼在宦游中某种疲乏、栖遑(huáng)的心态,为下文引发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预伏一笔。接着“下走湖南西去道”一句,是叙事,暗写当前赴杭任之事。“湖”字“当指太湖”,并与苏轼此次取道湖州至杭州的履历相印证,以确定本篇的写作时间,是颇为精当的。 “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两句,写经过姑苏时,引起对当年归隐江湖的越国功臣范蠡的联想,以及对苏轼自我人生道路的思考。尽管苏轼的这种思考是偶发的,并不符合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人生理想。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