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