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万里辞家事鼓鼙”是说李判官将要辞别家人与亲朋好友,不远万里到润州去从事军务。诗人想要强调的,一是行人路途的遥远;一是行人履行公务的特殊性,是要去执行军务。这便暗含了诗人为他送行的原因和忧虑。因为古代交通工具极不发达,即使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也无非是北人骑马南人乘船而己。所以古代的分别往往不是意味着“西出阳关无故人”,便是意味着“人生不相见,动辄参与商”了。更何况李判官这次是到山重水阻的润州去“事鼓鼙”。诗人一再说明行人所去之地的遥远,这里又进一步暗寓着诗人为行人命运未卜而深深忧虑。
“金陵驿路楚云西”就是从地理座标系上为我们标出李判官所去之地的方位。诗里说金陵的驿路直通楚地之西。这里的金陵即润州,因为按照唐代行政区域的划分,润州也属于金陵的辖区。
“江春不肯留行客”一方面点出了这次送别的时间是春天,另一方面诗人又移情于物,抱怨那逝者如斯的江水和一年一度的春花为什么不愿意挽留远行客。
“草色青青送马蹄”,化用了“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的意境,同时也是诗人与行者难舍难分的送行场面的真实写照。两位友人并驾驱马,踏着河畔青草缓缓前行。
全文句句、字字都倾注了诗人对友人远行的忧虑与担心,以春天春草“不肯留”“送马蹄”的无情反衬出离别者内心的有情。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词的上片,用“记神京”开篇,化实为虚,回忆当年故都“柳绿花红”的繁华景象和自己裘马清狂、“解衣沽酒”的浪漫生活。下片以“到如今”过渡,由虚入实,描绘汴京沦陷以后“满目飞蓬”的衰败现实和词人凄凉悲怆的心情。全词没有一句议论、抒情之语,但字里行间尽显忧伤之情,含蓄蕴藉,感慨深沉,读之令人黯然。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读者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此时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此时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此时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此时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