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如果把此诗看成是一首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那么,首章写那位遭受迫害斥逐的贤臣,他头戴素冠,身体瘦瘠赢弱,忧心忡忡,由外在形貌而及内心活动,将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来,颇有屈子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的意味,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第二、三两章,首句仍写“棘人”服饰,前章“素冠”与此“素衣”、“素韠”由上而下地描绘出“棘人”全身服饰,“素”字使人想见贤臣清白高洁的形象。第二句“我心伤悲”云云,直抒诗人情愫。第三句“同归”、“如一”云云,表明诗人的意愿,思想情感较之“伤悲”、“蕴结”又进了一层。全诗人物形象鲜明,诗人情感深厚,每句均以语气词“兮”字煞尾,悲音缭绕,不绝于耳。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当贤臣遭受迫害斥逐之时,诗人毫无避忌之心,明确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和与之同归的态度,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于世情友道颇有教益。则诗人亦为贞良之士,可知也。
此诗从第一章写素冠、第二章写素衣,第三章进一步转入素色蔽膝,自上而下,一路写来,诗人所遇君子全身素裹,洁白的装束,素朴的品德,令人见之肃然起敬。
如果把此诗看成爱情诗,那么,每章首句就是以服饰代人,表示急切希望见到对方,次句诉说因见不到而忧思悲伤,末句说愿永结同心。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将午睡醒来、由恍惚到清醒的瞬间感受和心理的复杂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诗的首句写春日午睡时将睡未睡的感觉,“花前”点出是春天季节,又照应下句的“红影”;“簟欲流”既指卧席波浪形的花纹,又指竹席光滑清凉如水,睡意朦胧间,仿佛感到竹席变成了缓缓流动的波浪,十分惬意。次句写睡醒之感,这一觉睡得舒适漫长,醒来时只见花影投射到帘钩之上,正午花影最短,不会遮住帘钩,故而可看出此时日光已经西移,“催”字表达出惊讶时光过得飞快的心理感觉,又从侧面形容梦之酣畅。
三、四句写醒来后心理的落差和变化,醒来耳中听得鸟鸣,却怀疑美梦正是被鸟鸣唤醒,寻声望去,似乎鸟儿也在窥望自己,于是主观感情倾向认为是鸟儿有意唤醒自己,心头生起一种惆怅之感,再往远处眺望,一水之隔的青山映入眼帘,于是愁绪变得更无穷无尽了。“青山”在这里可说是现实生活的象征,因为它稳定不变并朝夕与自己相伴,看到它,才意识到令人迷恋的梦已飘远,思绪猛然回到现实中,定叫作者愁肠宛转。
理想和现实是人类永无休止的矛盾:人类不断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和现实总有极大的差距:人类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完美的理想境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尽地追求和自我完善的历史。无论是美好的“悠扬梦”,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隔水山”,都是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矛盾冲突的心境构成了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因符合人类心理深层中的企恋心态,而获得了审美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再从艺术上看,“悠扬梦”给人以美的朦胧感,“隔水山”则展示了美的距离感。从审美的欣赏角度看,朦胧感和距离感有助于增强关感。加上句法新颖,对仗工整,声情和语意浑然一体,令人击节叹赏。
当然,此诗的前二句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簟欲流”、“日催红影”,或写出幻觉中的动感,或将太阳拟人化,炼字琢句新鲜独创,雅丽精绝。全诗转折自然,委婉含蓄,体现一种整体的美,令人味之不尽。
这首词写离情相思,别具韵味。思妇久盼意中人音信不至,心中自然无限幽怨,可是却以“此恨对语犹难,那堪更寄书说”自我安慰。词的 上片写秋月高挂,冰汪玉洁的美人在月下漫步。满腹心事,无法表达,欲托之于书信,怎奈孤鸿鸣声渐远,行人音信断绝。“玉台”四句描述思妇送别前着意梳妆饰容,表现出女为悦己者容的恋情和离别难合的心情。“雨初歇”三句写送别后之茫然,借“孤鸿”楼外渐远烘托行人已在山外失踪,声远音绝。“此恨”二句以“对语”、“寄书”双层递进写思妇离愁别恨郁结于心,难以倾诉的悲抑。
词的下片写因相思而清瘦,遇黄昏尤觉消魂。花落春去,唯有明月缺而复圆,撩人情思。玉台挂秋风,铅素浅、梅花傅香雪。“玉台挂秋月”各本多解释为楼台外挂着明月,指为实景。“铅素浅”和“传香雪”见其美在素雅本色。“教人”三句总写自己红颜憔悴,金缕衣宽,怨行人之“轻别”,置自己于苦恨不可自拔。“太情切”三句描绘了令人消魂难过的环境氛围,所见所闻皆备感孤独、凄凉。“落尽”二句写春花落尽,明月高远、遂怨明月之圆缺无情,与“秋月”意象巧妙遥映。最后直接倾诉对行人的怨恨:恨他竟不如残荷之余香尚惹鸳鸯结伴,反使自己落得孤单索寞。
这是首写闺怨的长调,末尾两句以痴语显深情,结句怨得无理,却妙得痴情神理。全篇风格婉丽,情致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