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寒料峭的西湖边，暗淡光线下花色柳色还只能看得不太分明。
晨钟敲响催促着月亮落下，昨夜的灯火与天上的稀星交相辉映。
透过晨光看到西湖的水面平静泛着白光，窗外山上的树、草已经一片青翠。
夜里不知何处传来的笙歌刚刚止息，湖中亭里的鸟儿就叫起来了。
注释
寒塘：这里指西湖。
晨钟：清晨的钟声。这里指灵隐寺的钟声。
宿火：隔夜未熄的火。这里指西湖及周边人家的灯火。
欹：通“倚”。斜倚，斜靠。
笙歌：指奏乐唱歌。
莺啭：鸟的叫声。
柳洲亭：即湖中景对柳浪闻莺。
这首散曲讲述作者辞官后精心作诗，纵情饮酒，面对眼前的杨柳轻烟、梨花明月，沐浴着海棠清风，早已不想进入虚荣煊赫的相府王宫，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执着的人生追求和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肯定，以及他对现实还有不满和牢骚。此散曲格调高远，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镂刻。
“诗磨的剔透玲珑，酒灌的痴呆懵懂”，起首的这两句领起全篇，是对作者生活状态的总体概括：精心作诗，纵情饮酒。作者辞官回乡之后，寄情诗酒，对诗文穷尽心力、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对醇酒，则是甘之如饴，如饥似渴，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这两句虽然十分简括，但却含蓄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诗言志。”在诗文之上如此尽心竭力，说明张养浩并未完全忘却世事，也并不想将自己胸中的锦绣才华彻底埋没于乡野田园。沉浸于酒，更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平静，作者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只是碍于当时现状不敢明言。
“高车大纛成何用，一部笙懵断送”，这两句乃自嘲之语，自问自答中对往昔混迹官场、虚荣煊赫的生活进行了否定：纵然生前有高官厚禄加身，佳人艳妇环绕，死后也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一部笙懵发送罢了。至于坟墓是否豪华， 丧懵是否热闹，已经毫无意义。
前文写对现实生活的摒弃、否定，不过是为下文描写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做铺垫。其后，作者极尽铺张谊染之能事，将自己辞官后的生活描写得乐趣备至，令人心驰神往：“金波”“银瓮”“翠袖”“玉钟”，这两句以器具的精美珍贵、衣饰的华丽精巧来反映府中生活的奢华； 皎洁明亮的月光之下，微风夹杂着海棠香气拂面而过，“绿杨烟”“梨花月”“海棠风”将作者的生活环境渲染得十分雅致。本来极为寻常的田园生活，在摆脱了俗世羁绊、无牵无挂的作者心中，却生发出了无限奇思妙想，产生了十分惬意的感受。
因此，“闲受用”的作者， 对“丞相府”“帝王宫”中尔虞我诈、污浊不堪的生活才毫无留恋之情，坚守自己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远离官场、忠于本心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作者对自我价值的发掘和重视， 也是作者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坚定心声。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