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卷二三九与卷一五〇均录此诗，作者一为钱起，一为刘长卿。一般选本多编在钱起集下。
此诗开篇点题。“谷口”二字，暗示了题中“故山草堂”之所在；“春残”二字，扣题中“暮春”；以下几句都是“归”后的所见所感，思致清晰而严谨。谷口的环境是幽美的，诗人曾说过：“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陆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藏虹辞晚雨，惊隼落残禽。”（《题玉山村叟屋壁》）春到谷口，更是别具一番景色。然而，此次归来却是“春残时节”，眼前已是黄鸟稀，辛夷尽，杏花飞了。木兰花比杏花开得早，所以诗说“辛夷花尽杏花飞”。一“稀”、一“尽”、一“飞”，烘托出春光逝去，了无踪影的一派空寂、凋零的气氛。
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氛围中，诗人都却喜地发现窗前幽竹，兀傲清劲，翠绿葱茏，摇曳多姿，迎接它久别归来的主人。诗人禁不住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怜爱的就是幽竹“不改清阴”。“不改清阴”，极其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的特征。“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人们讴歌的都是它“不改清阴”的品格。在这首诗中，钱起正是以春鸟、春花之“改”——稀、尽、飞，反衬出翠竹的“不改”，诗人爱的是“不改”，对于“改”持何态度，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诗的一、二句并没有赞美春鸟、春花之意，更没有为它们的消逝而惋惜，而是在感慨它们随春而来，随春而去，与时浮沉，不能自立于世的品性。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诗也可以说有在言中者，有在言外者。“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以流水对的形式，用由人及物，由物及人的写法，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的怜竹之意，和幽竹的“待我”之情。在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之中，寄寓了诗人对幽竹的赞美，对那种不畏春残、不畏秋寒、不畏俗屈的高尚节操的礼赞。所以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那深刻的蕴涵又给人无穷的回味。前人说：“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或许指的就是这一类诗。
第一首诗切合题意，纯是一首写景诗，写的是浓郁的春光充天塞地，不仅山野处处万紫千红，连山房书屋都被蜂蝶花木占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前途充满信心。作者先写近景，在他笔下，春风是柔和的，日光是温暖的，春意盎然。第二句选取了春天里很有代表性的生命：蝴蝶和蜜蜂，作者没有描写它们忙着采蜜的景象，而是写了它们误入厅房，并着一“乱”字，生动形象表现了蜂蝶之忙，进一步表现了春日的勃勃生机。第三、四句转入写静景，柳树的枝条在春风中飘舞，低过了晾衣的横木，在风的吹送下，一片山花落在了笔床上。虽是静景，但作者却是动静结合的描绘——两句都与风有关，而并没有直接写风，可见作者观察细微而笔力不凡。
第二首诗是吊古之作。梁孝王曾在梁园中设宴，一代才人枚乘、司马相如等都应召而至。到了春天，更见热闹：百鸟鸣啭，繁花满枝，车马接轸，士女云集。
就是这样一个繁盛所在，如今所见，则是：“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这两句描画出两幅远景：仰望空中，晚照中乱鸦聒噪；平视前方，一片萧条，唯有三两处人家。当年“声音相闻”、“往来霞水”（枚乘《梁王兔园赋》）的各色飞禽不见了，宫观楼台也已荡然无存。不言感慨，而今古兴亡、盛衰无常的感慨自在其中。从一句写到二句，极自然，却极工巧：人们对事物的注意，常常由听觉引起。一片聒噪声，引得诗人抬起头来，故先写空中乱鸦。“日暮”时分，众鸟投林，从天空多鸦，自可想见地上少人，从而自然引出第二句中的一派萧条景象。
诗人在远望以后，收回目光，就近察看，只见庭园中的树木，繁花满枝，春色不减当年。就象听到丁丁的伐木声，更感到山谷的幽静一样，这突然闯入他的视野中的绚丽春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梁园极目萧条的印象。梁园已改尽昔日容颜，春花却依旧盛开。“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诗人不说自己深知物是人非，却偏从对面翻出，说是“庭树不知”；不说此时梁园颓败，深可伤悼，自己无心领略春光，却说无知花树遵循自然规律，偏在这一片萧条之中依然开出当年的繁花。感情极沉痛，出语却极含蓄。
作为一首吊古之作，梁园的萧条是诗人所要着力描写的。然而一、二两句已经把话说尽，再要顺着原有思路写出，势必叠床架屋。诗人于紧要处别开生面，在画面的主题位置上添上几笔艳丽的春色。以乐景写哀情，相反而相成，梁园的景色愈见萧条，诗人的吊古之情也愈见伤痛了，反衬手法运用得十分巧妙。
全诗分前后两部分，笔法不同，色调各异，然而又并非另起炉灶，“庭树”与“飞鸦”暗相关合（天空有鸟，地上有树）。篇末以“旧时花”遥应篇首“梁园”，使全诗始终往复回还于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情之中。历来运用反衬手法表现吊古主题的作品固然不少，但有如此诗老到圆熟的，却不多见。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