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时候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因为年老，同一天辞掉职位离去。当时，朝廷中的公卿摆设宴席，在京都门外为他们饯行，车驾有数百辆之多；道路上旁观的，有很多人为之感叹并流下了眼泪，无不称赞他们贤明。汉代的史书既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而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下了他们的形象，到今天依然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
国子监司业杨巨源，正以他善于写诗来教育学生，一旦到了七十岁，也禀白丞相离职回归他的故乡。世上常说古时的人和现今的人是不能并论的，而今杨巨源与疏氏二人，他们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差异吗？
我攀附于公卿之末，恰逢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道杨少尹走的时候，都城门外送行的有多少人？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道边的旁观者，也有为他的行为感叹，知道他是贤者的，还是没有呢？而史官能不能铺张渲染他的事迹，写成传记以做为疏氏二人的事迹的继续呢？不会冷落寂寞吧？我看到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而画还是不画，也就不必考虑了！
然而我听说杨侯的辞归，丞相中有敬重而怜惜他的，奏明皇上任命他为其故乡河中府的少尹，以便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亲自写诗来慰勉他。京城中擅长写诗的人，也作诗来应和。又不知道古时候疏氏二人的归乡，有这样的事吗？古人与今人相同还是不同，不得而知啊！
中古以后的士大夫，往往依靠官俸来养家，罢官之后就无归宿之处。杨侯刚成年，便在他的家乡被荐举，参加了《鹿鸣》宴而来到朝廷的。现在回到故乡，指着乡间的树说：“那些树是我的先人种的。”“那条溪流，那座山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戏的地方。”故乡的人没有不对他表示敬意的，人们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舍弃故土的美德做为榜样。古人所谓“乡先生”，逝去之后能够在乡里社庙中享受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注释
杨少尹：名巨源，蒲州（今山西水济）人。
疏广、受：即疏广、硫受，西汉人。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年老同时辞官，百官盛会欢送，封建时代传为美谈。
设供张：即设供帐，陈设帐度举行酒宴。
祖道：钱行。
汉史：指《汉书》。
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司业。国子：唐代最高学府；司业：学官，是国子监的副职。
忝：有愧于。谦词。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以示成年。
举：通过科举考试。
法：仿效。
没：通“殁”，死。
杨君巨源是贞元五年进士，有诗名，官国子司业，年满七十，即告老归乡。作者对此极为赞赏，于是作序相送，意在张扬其事，以振古风。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本文篇幅短小，结构严谨，寓意深刻。全文一共三段。
第一段，揭示产生病梅的根源。文章起笔先简要叙述梅的产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然后笔锋一转，引出一段有些人评价梅的美丑，用“固也”一语轻轻收住。接着，作者开始详细分析病梅产生的缘由。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虽然“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但一“未可明诏大号”；二不能让人“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三，从客观上说又不能“以其智力为也”。所以，他们只好通过第四个途径了。于是，他们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鬻梅者”，斫正，删密，锄直，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之梅皆病”也就无可避免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一句感叹，道出了作者的无尽愤慨，也为下文“誓疗之”蓄足了情势。
第二段，写作者疗梅的行动和决心。“予购三百盆”而“誓疗之”，可见其行动的果断；“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可见其成功的誓言；“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可见其坚持到底的决心。疗梅的举动和决心，写尽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压制人才、束缚思想的不满和愤慨，表达了对解放思想、个性自由的强烈渴望。
第三段，写作者辟馆疗梅的苦心。这一段，作者慨叹自己暇日不多，闲田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也就是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受扼杀的黑暗的政局。事实上，作者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只做过小京官，而且受到权贵的歧视和排挤，自己的才能都无法施展，更不要说解除全国人才所遭受的扼制了。因此，他只能以感叹作结。但是，虽为感叹，他渴望“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充分表现了他坚持战斗的意志。
本文表面上句句说梅，实际上却是以梅喻人，字字句句抨击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以病梅为美，以至使梅花受到摧残，影射统治阶级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丑恶行径。“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暗示的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根据主子的意图，奔走效劳，以压制人才为业。斫正、删密、锄直，这夭梅、病梅的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恶劣手段；他们攻击、陷害那些正直不阿、有才能、有骨气、具有蓬勃生气的人才，要造就的只是“旁条”和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亦即屈曲、邪佞和死气沉沉的奴才、庸才。作者“购三百盆”，“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无限悲愤之中显示了对被扼杀的人才的深厚同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就是说要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扼制，让人们的才能获得自由发展。“必复之全之”，一定要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的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本文表面写梅，实际是借梅议政，通过写梅来曲折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