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县丞一职是用以辅佐县令的，对于一县的政事没有什么不应过问。其下是主簿、所，主薄和所才各有专职。县丞的地位高于主簿、所，逼近县令，照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加可否。在公文发出之前，吏胥怀抱已拟成的案卷，到丞那儿去，卷起前面的内容，用左手夹住，右手摘出纸尾签名处，像鹅和鸭那样摇摇摆摆地进来，直立斜视，对县丞说：“您还要署一下名。”县丞拿笔望着应由自己署名的位置，谨慎地签上名字。抬头望着小吏，问：“可以了吗？”小吏说：“就这样。”然后退下。县丞不敢稍稍了解一下公文的内容，茫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较高，实权和势力反而在主簿、所之下。民间谚语列举闲散多余的官职，一定说到县丞，甚至把丞作为相互谩骂的话。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
博陵人崔斯立，勤学苦练，以积累学问，他的学问包容宏深，境界广阔，每天都有长进，并且逐步显露出来。贞元初年，他怀藏本领，在京城与人较量文艺，两次得中，两次折服众人。元和初年。他任大理评事，因为上疏论朝政得失而被贬官，经过两次迁谪，来到这里做县丞。刚到时，他叹息说：“官无大小，只怕自己的能力不能称职。”在只能闭口无言无所作为的现实面前，他又感慨地说：“县丞啊，县丞啊，我没有对不起县丞，县丞却对不起我！”于是完全去掉棱角，一概按照旧例，平平庸庸地去做这县丞。
县丞的办公处原来刻有一篇壁记，但房屋损坏漏水而遭污损，已无法阅读。崔斯立为之换椽易瓦，粉刷墙壁，将前任县丞的名氏全部写上。庭院里有老槐四行，南墙有大竹千株，昂首挺立，好像互不相下，水声汩汩绕庭阶而鸣。崔斯立把厅屋里外打扫干净，种上两棵相对的松树，每日在庭中吟诗。有人问他，他就回答说：“我正有公事，您暂请离开这里。”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注释
蓝田县：唐代属中道京兆府，今属陕西西安市。壁记：在大厅前后墙壁上记载官职设置及变迁，表彰前任，以励来者，因而有作记的文体。丞：县丞。贰：副贰、辅佐。文中作动词用。令：县令。唐代制度，京都旁的各县称为畿县（蓝田即为畿县），置令一人，丞一人。主簿、尉：均为县令、县丞之下的官职。县署内设录事、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七司，主簿领录事司，负诸司总责。尉主地方治安。分职：分理诸司，各有专职。丞位高而逼：县丞官位高于主薄、尉，如果真的管起来，很容易侵犯县令的权力。逼：迫近，侵迫。例以嫌不可否事：按照惯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表示意见。文书行：在传布公文的时候。行：传布。成案：已成的案卷。公文由主管各司拟稿，经县令最后判行，成为定案。诣：到。卷其前：卷起公文的前面部分。意即吏不需要丞知道公文的内容。钳以左手：用左手夹住（卷起的部分）。钳：用手指夹住。右手摘纸尾：用右手摘出纸尾。摘：拣出某一块地位的意思。雁鹜行：指一种走路姿态，即鹅行鸭步之意。一说，雁鹜就是鹅和鸭子。平立：站着。睨：斜视。涉笔：动笔。占位：看着应当署名的地方。惟谨：很谨慎。惟：发语助词。略省：稍稍了解一下。漫：完全。数：数说，列举。慢：散慢，无关紧要，文中指闲散官职。訾謷：诋毁。丞之设，岂端使然哉：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端：本。
博陵：地名，在今河北蠡县南。崔斯立：名立之，字斯立，生平不详，作者好友。种学绩文：以耕田织布为比喻，说崔斯立勤学苦练，学有根柢。绩：缉麻。以蓄其有：以积累学术修养。泓涵演迤：包孕宏深，境界广阔。日大以肆：每天都有进步，并且渐渐显露出来。贞元：唐德宗年号（—年）。战艺：以文艺与人较量，指应试。再进：崔斯立于贞元四年（年）登进士第，贞元六年（年）中博学宏词科。再屈千人：两次战胜众人。底本原作“再屈于人”，出人头地的意思。两说皆通，此据他本。元和：唐宪宗年号（—年）。大理评事：官名，掌刑法，属大理寺，上有卿、少卿、正、丞。言得失：上疏论朝政得失。黜官：被贬官。再转：经过两次迁谪。官无卑：官职不论大小。顾：只是。塞职：称职。噤：闭口不言。枿去牙角：去掉牙和角。枿：同“蘖”，绝。一蹑故迹：完全按照过去的样子。蹑：踩。崖岸：比喻原则。
桷：方椽。墁：涂壁的工具。这里作动词用，为涂抹。悉书：全部写上。梃：枚，棵。底本作“挺”，此据他本。俨立：昂首挺立。㶁：水声。除：庭阶。痛扫溉：彻底洒扫。考功郎中：官名，属吏部，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知制诰：官名，负责起草皇帝行下的诏敕策命，一般由中书省舍人担任。作者是以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蓝田县丞厅壁记》作于元和十年（815年），当时作者四十岁，正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而作者之友崔斯立为蓝田县丞，颇不得意，所以作者为他写下这篇文章。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尉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有田有地皆吾主”，诗人在此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表面的有田有地的人都是我的主人，而有更深的意思，即：全中国广大人民都是我的主人；工人、农民将当家作主，田、地将收归国有。
接着诗人一转，剑锋指向蒋介石集团，“无法无天是为民”。反动派认为我们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没有合法地位，那么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就是你的国民。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就亲口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而毛主席回答道：“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引自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这里的“为民”就是指国民党政府的百姓。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句，诗人概括地写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情形。重庆的国民党官僚个个都是贪官污吏，而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每一寸土地都是黄金。前者腐败没落，后者廉洁清明、欣欣向荣。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句，写了共产党同国民党所进行的斗争。人民军队“炸桥挖路”是为了团结，即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夺地争城是为了同反动派作斗争，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句，诗人告诉我们，斗争是会流血的；中国的土地哀鸿遍野，血流遍地，但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最后拯救中国人民，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救出来。最后一句，诗人庄严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良心。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小说《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中，浪子燕青引宋江再次见到名妓李师师，李师师以酒食款待他们。席间，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宋江乘着酒兴，填写了这首词，呈给李师师。
该词上片前面四句描述了宋江自己曾为世道所不容纳，竟然到了无处安身的地步，后来投奔了梁山，做了梁山泊的寨主，现在来到东京，观赏灯景。接着后面的五句，笔锋转向李师师，表述了宋江对这位名妓的倾慕之情。先是描述了李师师的衣着服饰，“翠袖围香，绛绡笼雪”，衣袖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红色绢纱里笼罩着的是如雪的洁白肌肤。面对这样一位佳丽，是值得掷干金来买她的一笑的。像这样美如仙女的人，是薄幸的男人无缘消受的。
这首词下片前面的五句，回述了宋江身在梁山水泊的寂寞情怀，色沉雁杳，日夜盼望朝廷降旨招安的消息。结尾五句描述了他满怀忠义之心，却不能够被理解，为此常只能是借酒浇愁，把头发都愁白了。宋江这一次冒险来到东京观赏花灯的真实目的便是设法打通关系，想要通过名妓李师师能让宋徽宗体察到他宋江的”忠肝义胆”，殷切希望朝廷能够对梁山水泊的起义军进行招安。这首词集中披露了宋江投奔梁山只是暂时栖身，最终将投降朝廷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