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荆山刚刚越过华山迎面来,红日东升潼关也四门大开。
刺史大人莫说迎接路途远,宰相裴度刚破蔡州凯旋回。
注释
荆山:又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境内。
华山:在今陕西省华阴市南。
四扇开:指潼关的四扇关门大开。关门东西各两扇。
刺史:指华州刺史张贾。
莫辞迎候远:因华州距潼关尚有一百二十里,故云莫辞远。
相公:指平淮大军统帅、宰相裴度。
蔡州:淮西藩将吴元济的大本营。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唐军破蔡州,生擒吴元济。
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淮西大捷凯旋途中。当时韩愈以行军司马身份随军,即将向华州进发,为抒发胜利豪情而作此诗。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南唐后主的这种词,都是短幅的小令,况且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起笔“林花”,但不是重点,重点却是“谢了春红,太匆匆”:林花凋谢,遍地落红。花开花落几时许?春去太匆匆。无奈啊,娇艳的花儿怎么能经得起那朝来的寒雨晚来凄风?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春红”是最美好的物品,“红”最美丽的颜色。这样美好的事物突然间竟自“谢了”,而且是“太匆匆”,多么令人惋惜感叹!以“春红”二字代花,乃至极美好可爱之花,既是修饰,更是艺术;随手拈来,直写事物,乃天巧人工之笔。作者以花比喻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的美好生命),这就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谢了”二字中所表现的惋惜感叹之情本已十分强烈,然犹嫌言不尽意,复又于其后加上“太匆匆”三字着力形容,使惋惜感叹之情更加突出。一个“太”字,责怨甚也。在后主看来,好端端的一个“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南唐之匆匆衰败,顷刻灭亡,不正象林花之突然凋谢吗?这林花的形象中,深深寄托着失家亡国的悲伤。短短的六个字中,包容着极深广的内容。这便是所谓取一于万而涵盖万有。杜甫《曲江》“风飘万点正愁人”,晏殊《破阵子》“荷花落尽红英”,表现的都是对有情之生命面临衰败之际的哀惋感叹之情,但都没有后主这句的感情深厚。此处的“春红”二字己远为下片的“胭脂”作根,相互照应。时序推迁,林花凋谢,这本是有情之生命的必然,“春红”自然衰谢,虽是可惜,尚可开解,如今却“太匆匆”地遭到“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风刀霜剑”的不断摧残,于是寄予了愤慨的责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中写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和后主的这句词描写的情景十分相似。“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个九字长句道出了林花匆匆凋谢的原因;“朝”与“晚”、“雨”与“风”的对举,极尽朝风暮雨摧残施虐的无可抗争之悲绪;也抒发出了(对“物”、“我”一体的)哀叹!“无奈”二字进一步表显出人们无力回天任风雨,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无能为力的怨恨愤慨了。
下片写惜春、恋春、恋春红,叹不能再复重。人生长恨有如水长东。“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风雨后满地的落红,像是美人脸上和着胭脂流淌的眼泪;见花泪,人心碎,悲伤凄惜心迷醉;相问何时能重会?叹,人生从来遗憾多,恰似长江东逝水!面对美好事物之殒落,而又爱莫能助,其情该是何等痛苦难堪。所以接着便由写花的零落,转到写人思想感情之痛苦。“胭脂泪”是说飘落遍地的红花,被夹着晚风吹来的寒雨打湿,犹如美人伤心之极而合着胭脂滴下的血泪。“胭脂泪”三字是用拟人手法由花转入写人的交接点。胭脂,是林花着雨的鲜艳颜色,它指代的是美好的花,象喻的是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事物。泪,就花而言,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雨”;就人而言,是“感时花溅泪”的“泪”。花之雨滴犹人之泪点,人之泪点犹花之雨滴。雨泪交流,物我同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何者为雨,何者为泪,其状物抒情真是传神入妙。词人赋予“谢了春红”的“林花”以“泪”,就使其人格化了,这“泪”既是“林花”哀伤自己匆匆凋谢的眼泪,也是词人自己的惜红伤春之泪,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词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是词人有感于昔日的帝王生活,在那“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袭击下,——在宋兵的刀枪威逼下,过早的被断送,因而流下伤心之泪。这“胭脂泪”就是“以血书着”!“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这是援于杜甫“林花着雨胭脂湿”的名句。以“泪”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使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相留醉”三字,含蓄蕴藉,情意婉转。不仅是写人与花互相留恋到了如痴如醉的情境;更是写见林花遭风雨的无情摧残、匆匆掉落惨景后的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的情状。“无可奈何花落去”,春归去,人将亡;正如后主的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泪”字神奇,“醉”亦神奇。此醉,非陶醉之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几时重?”落花有意,然而风雨无情,美景难再。“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此恨绵绵无绝期!”过片三字的三叠句,前二句换仄韵,后一句归原韵,紧接一个九字的长句,有韵律,节奏感强,别有风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前六字写“恨”,后三字写“水”。啊,“人生长恨”之绵绵无期,犹如那滔滔滚滚东流的江水,无穷无尽、无止无休。“东”字与前面的红、匆、风、重等字谐韵,字韵响亮,节奏感强,在句式结构上,它与上片末句同为连贯的二四三式的九字长句,它的感情凝重而又一以贯之,犹如突然决堤的汹涌奔流的江水,这是词人肺腑中倾泻而出的感情激流,这是词人深深的哀叹!上片的“朝来”、“晚来”与下片的“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过片三字句三叠句,前二句换暗韵仄韵,后一句归原韵,别有风致。但“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于是让人们想到杜甫的名句“林花着雨胭脂湿”(《曲江对雨》),此乃南唐后主也熟读杜诗之证也。后主分明从杜少陵的“林花”而来,而且因朝来寒“雨”竟使“胭脂”尽“湿”,其思路十分清楚,但是假若后主在过片竟也写下“胭脂湿”三个大字,便成了老大一个笨伯,鹦鹉学舌,难有意味。他毕竟是艺苑才人,他将杜句加以消化,提炼,只运化了三字而换了一个“泪”字来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觉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
“泪”字已是神奇,但“醉”亦非趁韵谐音的妄下之字。此醉,非陶醉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
末句略如上片歇拍长句,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朝来”“晚来”,“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顾随先生论后主,以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美中不足在“恰似”,盖明喻不如暗喻,一语道破“如”“似”,意味便浅。按这种说法,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好免去此一微疵,使尽泯“比喻”之迹,而笔致转高一层矣。学文者于此,宜自寻味,美意不留,芳华难驻,此恨无穷,而无情东逝之水,不舍昼夜,“淘尽”之悲,苏轼亦云,只是表现之风格手法不同,非真有异也。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首联写冷朝阳进士及第乘船归家省亲。冷朝阳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得拜家庆,其春风得意不在马蹄,而在乌榜,故刻意写归舟,舟饰以“青丝”,又称其为“木兰船,正为衬托其得意之状,烘托气氛。
颔联遥想冷朝阳归家省亲的沿途景色。落日归舟,景色多么诱入,正与冷朝阳金榜题名相照。写到“秋风气”,“白门”,则是点明送别的时节和友人所去之地。古有摘柳送别之俗。故诗人特意写到了“疏柳”,“疏”字照应“秋”,而“柳”又暗承题之“送”别。可谓衔接紧密构思奇巧。
颈联短短十四字,描绘出“桥”、“市”、“林”、“山”、“湖”、“寺”共六种景向。其笔力可谓深厚,而冠以“小”、“野”、“平”等字眼,则衬托出了诗人所送之人的高雅。
尾联抒写别后两地相思之情。“梦”中与君“携手”同游,可见感情之真切,而“梦”之前着一“寒”字,可见别后之凄凉,反衬相思之苦,友情之深厚、浓郁。
这首小词写逆旅中寒起,对景生情,流露出旋归故里时的无限欣慰和由衷愉悦。
文廷式在清末帝、后两党的斗争中,是坚定地站在“帝党”一边的,他支持光绪新政,多次上疏弹劾李鸿章等人,终于陷入了“群小侧目,中以蜚语,忧伤憔悴,自戕其生”(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的绝境。光绪二十二年(1896),早已对文廷式恨之入骨的慈禧太后下诏,将廷式革职,并称“永不叙用”。这首令词当是文氏被解职归里时的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全无一丝沮丧和凄凉。一个志图报国却被剥夺了参予政事权利的人,能做到锐志不减、锋芒不藏,不计较个人荣辱,泰然处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风波险恶的“畏路”之上,不自以为难,甘于淡泊清苦,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勇气,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就中见出文廷式坚韧不拔的济世报国之忱。畏路,亦作畏途,指险情丛生的路途。《庄子·达生》:“夫畏涂(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局势,实不亚于《庄子》中的描述。变法失败之后,文廷式曾逃亡日本,否则恐难免死于非命。绳床,即胡床,这里借指旅舍中床铺之狭窄。鸡鸣风雨,语出《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后世往往以风雨鸡鸣喻指险恶、严峻的社会环境。上片三句情由景生,格随情迁,慷慨苍劲之中见出作者心境人格。字少而意多,歌短而情长。
下片前两句,写眼前景物:秋气清凉,草木凋零,回首日前经过之渡口,被淡烟雾霭所遮蔽;江对岸青山渐暗,一片晚霞将落。衰草凄迷,着一“黄”字;残照山色,拈一“入”字,皆见作者炼字创意之匠心,其感受是独特的。秋草夕阳,又不禁使人联想起思归,因古人多以青山和夕阳以衬托归隐。如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还有明杨慎《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秋草”句写回顾来路,渐行渐远,亦含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之意,“夕阳”句言举首前程,家山在望,流露出一种暂时解脱的藉慰和欢愉,其心境颇类于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描写的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不同的是陶诗解脱得似更彻底,而文词则欲脱而不忍,心情十分复杂。尤其是最后的一句,原词作者自注谓“用山巨源语”,意蕴更是深奥。山巨源,即山涛,晋“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中说他“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住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此后不久,曹爽等人谋夺司马懿权,被诛,并灭三族。(详《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山涛在大事变前已有预感,远身避祸,并劝其友石鉴不要厕身其间,即是所谓“无事马蹄间也”。文廷式在词中借用这个典故,暗点出自己为李鸿章等人构陷,不得已而乞假南归的心情,同时,尾句与首句相呼应,写出了当时政治局势之严酷。
小词虽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感而发,却又深含着普遍性的人生哲理,其中的坚韧精神和进取意识也足以使人感奋。朱孝臧评文词之“拔戟异军”、“兀傲故难双”,于此可见到一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