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发现了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因文章而自负,写这篇传记十分详密。但遗憾的是还有缺陷:没有为许远立传,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始末。
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打开城门迎接张巡,地位本在张巡之上。他把指挥权交给张巡,甘居于其下,毫无猜疑妒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破后被俘,不过和张巡死的时间有先后的不同罢了。张、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明白其父辈的志向,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被俘,怀疑许远是怕死而投降了叛军。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尺寸大小的地盘,以他所爱之人的肉充饥,来和叛军对垒而不投降呢?当他在包围中守城时,外面没有一点哪怕极为微弱的援助,所要效忠的,就是国家和皇上,而叛军会拿国家和皇上已被消灭的情况告诉他。许远见救兵不来,而叛军越来越多,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外面毫无希望却仍然死守,军民相食,人越来越少,即使是傻瓜也会计算日期而知道自己的死所了。许远不怕死也可以清楚了!哪有城破而自己的部下都已战死,他却偏偏蒙受耻辱苟且偷生?即使再笨的人也不愿这样做,唉!难道说像许远如此贤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议论的人又认为许远和张巡分守城门,城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西南方开始的。拿这个理由来诽谤许远,这又和小孩的见识没有两样。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内脏必定有一个先受到侵害的地方;扯紧绳子,把它拉断,绳断必定有一个先裂的地方。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来责怪这个先受侵害和先裂的地步,他也太不通达事理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像张巡、许远所造成的功业,如此杰出,尚且躲不掉小人的诽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当张、许二位刚守城的时候,哪能知道别人终不相救,从而预先弃城逃走呢?如果睢阳城守不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处?等到没有救兵而且走投无路的时候,率领着那些受伤残废、饥饿瘦弱的残兵,即使想逃走,也一定无法到达要去的地方。张、许二位的功绩,他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守住孤城,捍卫天下,仅凭千百个濒临灭亡的士兵,来对付近百万天天增加的敌军,保护着江淮地区,挡住了叛军的攻势,天下能够不亡,这是谁的功劳啊!在那个时候,丢掉城池而只想保全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拥有强兵却安坐观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不追究讨论这些,却拿死守睢阳来责备张、许二位,也可见这些人把自己放在与逆乱者同类的地位,捏造谎言来帮他们一起攻击有功之人了。
我曾经在汴州、徐州任职,多次经过两州之间,亲自在那叫做双庙的地方祭祀张巡和许远。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巡、许远时候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的时候,贺兰进明妒忌张巡、许远的威望和功劳超过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霁云的勇敢和壮伟,不采纳他的话,却勉力挽留他,还准备了酒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义气激昂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军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享受,道义不能允许;即使吃了,我也难以下咽!”于是拔出自己的佩刀,砍断一个手指,鲜血淋漓,拿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吃一惊,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流下了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骑马离去;将出城时,他抽出箭射寺庙的佛塔,那枝箭射进佛塔砖面半箭之深,说:“我回去打败叛军后,一定要消灭贺兰进明!就用这枝箭来作为标记。”我于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点着说给我听。城破后,叛军拿刀逼张巡投降,张巡坚贞不屈,马上被绑走,准备杀掉;叛军又叫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吱声。张巡叫南霁云道:“南八,男子汉一死而已,不能向不义之人屈服!”南霁云笑道:“我本想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哪敢不死!”于是誓不投降。
张籍说:“有一个人叫于嵩,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击叛军,于嵩曾在围城之中。我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过于嵩,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因为张巡的缘故起先曾得到临涣县尉的官职,学习努力,无所不读。我那时还幼小,简单地询问过张巡、许远的事迹,不太详细。他说:张巡身长七尺有余,一口胡须活像神灵。他曾经看见于嵩在读《汉书》,就对于嵩说:“你怎么老是在读这本书?“于嵩说:“没有读熟呀。“张巡说:“我读书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就背诵于嵩所读的书,一卷背完不错一个字。于嵩很惊奇,以为张巡是碰巧熟悉这一卷,就随便抽出一卷来试他,他都像刚才那样能背诵出来。于嵩又拿书架上其他书来试问张巡,张巡随口应声都背得一字不错。于嵩跟张巡时间较久,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写起文章来,拿起纸笔一挥而就,从来不打草稿。起先守睢阳时,士兵将近万把人,城里居住的人家,也将近几万,张巡只要见一次问过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起怒来,胡须都会竖起。等到城破后,叛军绑住张巡等几十人让他们坐着,立即就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另说此处为“转身”),他的部下见他起身,有的跟着站起,有的哭了起来。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大家都哭得不忍抬头看他。张巡被杀时,脸色毫不慌张,神态安详,就和平日一样。许远是个宽厚的长者,相貌也和他的内心一样;和张巡同年出生,但时间比张巡稍晚,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在亳宋一带。有人传说他在那里有块田地,武人把它强夺霸占了,于嵩打算到州里提出诉讼,却被武人杀死。于嵩没有后代。这些都是张籍告诉我的。
注释
张中丞:即张巡(—年),中丞,张巡驻守睢阳时朝廷所加的官衔。
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张籍(约—约年):字文昌,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学生。
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省元氏县)人,官至翰林学士。
以文章自名:《旧唐书·文苑传》: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自名,自许。
许远: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
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
开门纳巡:肃宗至德二载(年)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带兵十三万围睢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率军入睢阳城(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柄:权柄。
城陷而虏二句:此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许远被虏。张巡与部将被斩,许远被送往洛阳邀功。
两家句:据《新唐书·许远传》载,安史乱平定后,大历年间,张巡之子张去疾轻信小人挑拨,上书代宗,谓城破后张巡等被害,惟许远独存,是屈降叛军,请追夺许远官爵。诏令去疾与许远之子许岘及百官议此事。两家子弟即指张去疾、许岘。
通知:完全明白。
食其句:尹子奇围睢阳时,城中粮尽,军民以雀鼠为食,最后只得以妇女与老弱男子充饥。当时,张巡曾杀爱妾、许远曾杀奴仆以充军粮。
蚍蜉:黑色大蚁。
蚁子:幼蚁。
而贼句:安史乱时,长安、洛阳陷落,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
外无待:睢阳被围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等皆拥兵观望,不来相救。
说者句:张巡和许远分兵守城,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城破时叛军先从西南处攻入,故有此说。
羸:瘦弱。
二公二句:谓二公功绩前人已有精当的评价。此指李翰《进张中丞传表》所云:“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领,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
沮遏:阻止。
愈尝句:韩愈曾先后在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任推官之职。唐称幕僚为从事。
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后人在睢阳立庙祭祀,称为双庙。
南霁云:魏州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安禄山反叛,被遣至睢阳与张巡议事,为张所感,遂留为部将。
贺兰:复姓,指贺兰进明。时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节于临淮一带。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
泗州:唐属河南道,州治在临淮(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当年贺兰屯兵于此。
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故称。
常:通“尝”,曾经。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
和州乌江县: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以巡句:张巡死后,朝廷封赏他的亲戚、部下,于嵩因此得官。临涣:故城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
帙:书套,也指书本。
仅:几乎。
亳: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
宋:宋州,治所在睢阳。
此文写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这年韩愈正四十岁,已召回京师任国于博士。此时距安史之乱已有四十多年了,唐朝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初见成效。韩愈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藩镇割据和维护中央集权。《张中丞传后叙》即表达了这一思想。
张中丞,即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唐玄宗开元末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县令,调真源县令。安史乱起,张巡在雍丘一带起兵抗击,后与许远同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肃宗至德二载(757)城破被俘,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殉难。乱平以后,朝廷小人竭力散布张许降贼有罪的流言,为割据势力张目。韩愈感愤于此,遂于元和二年(807)继李翰撰《张巡传》(今佚)之后,写了这篇后叙,为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的颂歌。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送别短章,写得明白晓畅而又感情深挚,历来为人们所传诵。表达了送别友人时内心的沉重与伤感,也表达了设想别后而流露出的留恋、孤独和惆怅
“秋夜沉沉北送君,阴虫切切不堪闻”这两句写诗人在秋夜沉沉的晚上,听着蟋蟀(即“阴虫”。南朝宋颜延年《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夜蝉当夏急,阴虫先秋闻。”)切切的鸣叫声,想到自己明天就要与友人分别,心情异常沉重。
在写法上,这两句真切地写出了送别时那种黯然神伤的环境,通过环境的烘染,把即将离别的愁绪表达得婉转有致。“秋夜”,点出送别的时间。秋天气氛肃杀,特别是在秋天的晚上,本来就容易勾起对朋友的思念,而偏偏在此时,自己却要送好友离去。“北送君”三字,字字透出送别时的凄苦之情。“沉沉”二字,一方面从视觉着笔,写在船上看见四野茫茫,黑夜深深,无边无际,什么也看不清;另一方面写出了作者的心情相当沉重,可谓一箭双雕。同时,作者又从听觉着笔,写两岸草丛中蟋蟀的鸣叫,“切切”的叫声似在相互倾诉,又似在低低饮泣,这悲伤的秋声,使即将离别的人不忍卒闻。两句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选取了最能代表秋夜伤怀的景物,交叉描写,虽没有明说送别的愁苦,然而经过环境的渲染,这种愁苦具体形象,伸手可触,真正做到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归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苏是白云。”这两句作者以想象中的明天,与此时的秋夜作对比,进一步表达了离情别绪。作者想:今夜,虽然有离别的愁苦,但毕竟还没有分手,还可以在一起倾心叙谈。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到明天,当我再在这只船中回望你所在的苏州时,那就见不到你了,唯见到满天的白云。到那时,凄然孤独之情,一定比今晚更深更浓。
这两句看似在写明日的白天,其实仍是在写今晚的秋夜,通过这样别出心裁的安排,更为深刻地表达出秋夜送别的难分难舍。
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诗中的“实”是诗人送别友人时秋夜的环境,“虚”是诗人想象别后的明天,自己在归舟中回望苏州只见悠悠白云而不见友人;诗人借助想象,运用以虚写实的手法拓展了诗歌意境,深化了送别友人时的感情(留恋、孤寂和感伤)。
全诗结构巧妙,语虽平淡而意味深长。叠字的运用使诗读来琅琅上口,富于声情美。
此诗写龙兴寺环境清凉寂静,寺内的僧人善良勤勉,日夜为香客祈福,对佛法的钻研很勤奋。诗人具体通过“灯明方丈室”、“青莲喻法微”来点明。作为辅助,诗人用了“珠系比丘衣”、“白日明心净”两个句子,逻辑上很严密。为了展现龙兴寺环境的优美,诗人用到了对比这种常见的修辞方法。殿内是低低的诵经声,殿外却有山禽自由来去。俗话里常用“门可罗雀”形容人家的偏僻冷清,这里诗人就用“处处鸟衔飞 ”来写照寺内庭园中的清静。佛门之内不得喧哗吵闹是常理,用易于明白的修辞来表现其实也显露了诗人的修养,这样写寺庙是很妥当的。当然如果这里把“处处鸟衔飞 ”理解成是与僧人心静之态做对比,更突出了龙兴寺和尚的修为,也是可以的。
有寺无僧不成灵静,有僧无寺不成雅意。龙兴寺既有古刹的风貌,又有修行高深的僧侣,所以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此诗是白居易创作的组诗《秦中吟十首》的第三首,一作《伤大宅》。诗人心系百姓的困苦,在诗中对豪门显贵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身为朝廷大臣不思躬身节俭,却竞相攀比,广造豪宅,完全不顾人民的饥寒困苦,竟异想天开想“保千年”富贵。诗人对这些达官贵人极为愤慨,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全诗语言朴实,描写细腻。前半描绘宅第,简约明快;后半转入批判,直率尖锐。感情悲愤沉郁,最后六句的责问一气之下,极有力量。
此诗首联“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自然而脱俗。上句点明夜景,下句紧承宴事,意象和谐而又形容妥帖。“林风”有本作“风林”,《杜臆》以与下文“衣露”相偶之故,认为当作“林风”,《杜诗详注》更以说理加以论证:“‘林风’相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大约是说作“风林”的话会妨害意境的和谐,叨扰春夜的静谧,又和“纤月”等意象有失协调。另外,杜甫还有“湖月林风相与清”(《书堂既夜饮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的诗句,也是夜宴情景,以“林风”、“湖月”对举,考虑到诗人的思维习惯,或可作为“林风”的佐证。纤月,则是月初新生的月牙儿,黄昏而生,所以才能中夜而落。成善楷判断该诗写的是早景(《杜诗详注》),就不仅颠倒了时序,亦且错会了诗意,他由此生发的别解,颇乖诗义。正如黄生所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按此偏于无月中领趣”(《杜诗详注》),即是全诗所描写的是夜景而非早景之意。
衣露,一般解为中夜露下沾衣,《说苑》有“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的典故,联系到弹琴事,杜甫或正用此事,但也让人极易联想到《诗经》中“胡为乎中露”(《诗经·邶风·式微》)的诗句。露能沾衣,可知湛露其繁,时当春夜,或可拟于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景象,但生机略似,杜诗则多一种简素。净琴,一作静琴。《诗经》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谢朓也有诗云:“静瑟怆复伤”(《谢宣城集·奉和随王殿下·其六》),似乎作“静琴”才是,意为静好之琴,但“净琴”也不妨为杜甫别出心裁。“净琴”显示了素琴横陈,曲如山泉,潺湲叮咚泻出幽谷,顿时脆响盈耳,清新扑面的景象。且杜甫又是极钟爱“净”字的,诗如“明涵客衣净”(《太平寺泉眼》)、“天宇清霜净”(《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雨洗娟娟净”(《严郑公宅同咏竹》)等,都是他用“净”字的出色例证。“张”,又像是设势,同时巧妙地点出了夜宴的开始。一个“张”字,不待言曲而音声之妙已浃人情思,李白有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张”与“挥”字一般,不仅形象妙肖,而且意味无穷。首联干净洗练,一段雅致,在林风、纤月的映衬下,在中庭静夜悠扬的琴声里,油然升起。
如果说首联意境超然、高蹈尘外的话,颌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则涉笔成趣,翩接人间。当夜而能辨出“暗水”,应当是闻其淙淙细流之声;而“花径”为黑暗所遮没,也是非其芬芳馥郁之气所不能察觉到的,暗水流花径,虽然不言声味,而声味隐然毕现。纤月既落,春星当繁,“满天星斗焕文章”,自然会有星垂檐低的错觉,一个“带”字,被杜甫锤炼得精当熨帖,妙义入神。然而承上文成善楷误以为是早晨而对“带”字别有新解,他认为“带”字音义同“逝”,流逝而去的意思,盖谓黎明时分,月落星沉,虽似也合文意,但颇违春水繁星的意境。“带”字含义,且如《吴都赋》“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李善注云:“带、佩,犹近也”,而杜甫又有“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的诗句,那么“带”约略可以训为“近”的意思,描绘的是星垂接宇的景象。“带”的这种用法在杜诗中还有诸如“ 江城带素月”(《听杨氏歌》)等,也可知杜甫是惯常这样描写和表现的。“春星带草堂”,作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描绘的是灿烂星空笼罩下的奇幻夜景: 暗水,溶溶脉脉地沿着花径流转;春星,辉辉煌煌地映带着茅椽草堂。全联正如黄生所评:“上句妙在一‘ 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觉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杜甫选取这样的情景和物象形诸笔端,不仅雅致非常,而且野趣盎然。
铺叙停当了,颈联“检书水烛短,看剑引杯长”二句便转笔描写夜宴的场景,宾主雅宜,乐在其中。检书,大约是宾主赋诗而寻检书籍。之所以选取“检书”的意象,也许在应景的同时,杜甫也寄寓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情趣,从杜诗喜欢用事可以推知杜甫十分看重才学,自然而不免热爱读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等诗句都是他的自纪。这里清夜水烛检书的意象,对读书人而言,有特殊的亲切感,四壁寂然,青灯黄卷,众人不堪其清冷落寞,读书人也不改其读书之乐,更何况与诸同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集·移居二首·其一》),自然更是其乐融融,不觉烛短了,另外杜甫还有“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的诗句,也足见他“检书”的乐趣。
看剑,有本作“煎茗”,一作“说剑”。作“煎茗”在格律上既不合乎平仄,在诗意上又与当句“引杯”有复,意境平常,当非杜甫原诗。作“说剑”则与《庄子》外篇《说剑》篇名有复,而杜甫此处似乎并非想用《庄子》的典故,当系后世传抄中浅人所臆改,但看杜诗其他篇目,可以得知杜甫实有中夜“看剑”的喜好,如《蕃剑》诗中描写道:“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在《夜》诗中又有“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在《重送刘判官》诗中又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再到苏轼化用杜诗有“引杯看剑话偏长”的诗句,均表明当是“看剑”。杜甫所以喜好看剑,其实不难从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和其性格中慷慨磊落的特点看出,雄剑、虎气、龙身,未尝不是杜甫自况,虽是一介寒儒,但当其意兴勃发,便自有心雄万夫的气概,《杜诗详注》云:“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言颇中肯。至于清夜引杯,似乎是杜甫的一大嗜好,杜诗有“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的句子。 酒兴偶动,便不可支,若遇贫困潦倒之际,自然难免“酒债寻常行处有”了,而检书论文看剑,又是无酒不欢的。诗酒流连,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是极适意的享受,杜甫有诗:“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赠卢参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似乎以诗文侑觞,才能畅情恣性。而《新唐书》记载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那看剑引杯,不亦宜乎?
颈联上句检书恬淡虚静,下句看剑引杯挥洒灵动,表现出夜宴气氛渐趋热烈,而宾主欢洽之情透在字间,“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兴”(《杜诗详注》),正是此意。
尾联“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写宴席上勾念起作者以前泛舟吴越的记忆,即事作诗。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他登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览了诸多名胜古迹,领略了江南水乡的无限秀美,反映在杜甫的诗篇如《壮游》,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追忆吴越之游,且充满眷恋、略带遗憾,而想往之情不能自已,如“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再如《夜三首》之一写道:“向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题郑监湖亭》),可知吴越之游给杜甫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或者简直可以说吴越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方乐土。此时此景此地,在相距千里的齐赵之地听到吴音吟哦,杜甫心中很自然地会油然升起一种异样的亲切感,而联想回忆起自己泛舟吴越的情景。《史记》有范蠡乘扁舟游五湖的故事,杜甫若心存此典故,大约也透露他委心自然、形神萧散的人生追求。《夜宴左氏庄》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尚未为忧愁和烦恼所累,尾联所反映的,也许正是杜甫自然流露出的向往自由的超脱心境。
全诗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而叙事如检书、看剑、引杯、咏诗,又不辜负风月,极切于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毕具;不单如此,再经由杜甫笔夺造化的炼字工夫,用“落、张、流、带”等字将上述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不觉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而末一联杜甫又用含蓄不尽的笔法点出自我感受,既应景又情真意切,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不禁陶醉在全诗的和谐之美中。《唐诗近体》赞此诗曰:“写景浓至,结意亦远。杜律如此种,气骨有余,不乏风韵。虽雅近王、孟,实为盛唐独步。”全诗结构如《杜诗详注》所说,“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从‘夜宴’二字蓦写尽情”,知是丝丝扣题而又浑如天成,最是上乘。此诗确实如杜甫所推崇“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标准,《夜宴左氏庄》称得上杜甫清丽诗篇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