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儒家经典著作、解释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困惑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学习，以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是生在我之前还是生在我之后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吧？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学习了小的却丢了大的。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世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注释
学者：求学的人。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儒家经典著作、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惑，疑难问题。
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知，懂得。
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
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意动用法，以……为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
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师：学习。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
是故：因此，所以。
无：没有。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
师道：从师的传统。即上文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
出人：超出一般人。
犹且：尚且。
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下：不如，名作动。
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惑矣：（真是）糊涂啊！
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的教学。
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风逗。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相同。之，提宾标志。
或师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从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不从师。不，通“否”。
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
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
百工：各种手艺。
相师：拜别人为师。
族：类。
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
年相若：年岁相近。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
复：恢复。
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乃：竟，竟然。
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
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
郯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
苌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
之徒：这类。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几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
不必：不一定。
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李氏子蟠：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年）进士。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于：介词，可译为“在”。
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贻：赠送，赠予。
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悟。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公元801—公元802年），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作者到国子监上任后，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作者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个感叹句紧承前一段，转入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分析，然后从三方面作对比。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批判士大夫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
分析
《师说》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受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而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很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
构思
《师说》堪称美文极品。
《师说》以抽象思维为主，阐述的是生活中事，对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永远的意义《师说》的语言推理严谨，风格冷俊。《师说》的态度是批评教诲。
但它们的成功绝不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个别现象所能形成的。应该是诸多方面在矛盾意识、人性意识、意境意识的统帅下，以思维单元为一般规律所组成的有机体。
《师说》：
一师说（话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历史地位）/传道受业解惑（作用职责）
从师（阐述）：人非生而知之（小话题）/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庸知年之先后（小结论）
师道（结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以上是第一段，全文总话题，“师说”。
二 第二段是论述的核心部分，以对比论证为主，写不同的师道、不同的做法，得到的不同结果。
师道：师道不传（话题）/古之圣人//今之众人/圣益圣，愚益愚（结论）
从师：今之众人（话题）/对子女//对自己/小学大遗（结论）
今之众人（话题）/巫医百工//士大夫族/师道不复可知矣（结论）
三 第三段是全文的结论，照应首段“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
师说：圣人无常师（话题）/孔子从师（阐述）/师不必贤于弟子（结论）
“圣人无常师”照应“古之学者必有师”，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照应“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个段落的内容，形式上构成一种回环美（师说——从师——师道/师道——从师——师说），内容上说理更加严密，环环相扣，起于“师说”，结于“师说”。
四 第四段只是一个交代，说明写作缘由和目的。
全文重点说明，只有不断学习，才会不断提高。批判了“耻学于师”及“群聚笑之”的不良风气。同时在对老师的作用或职责的界定上，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键是“传道受业解惑”的逻辑关系。“解惑”即解答个别问题，“受业”指传授系统知识，“传道”则具有更高境界的意义，强调应用能力（素质）的形成。
一般肢解文章的方法，仅限于“解惑”“受业”，而“道”的形成则完全靠学生自己的“悟性”，明确了“三个意识”的重要意义，和“两个单元”的一般规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传道”，才能使学生在能力形成方面，有相对明确的思路。这一飞跃就使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不再迷茫，不再困惑，不再有登天无路、下地无门的不知所措。
《师说》的末段一般认为是一篇结构完整的议论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记或跋，作者对写作缘起做简单的说明，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拘于时，学于余”而做，亦或仅仅是作者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一个借口。可是如果我们认真联系前文，就会发现末段与第三段内容上紧密相承，是全文意义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一视角看，这看似无足轻重的地方，确实全文的文眼，忽略了这一文眼，全文犹如未点睛之龙，仅仅有其形，而缺少生动真切之感。 首先，末段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是全文最重要的论据，在意义上是前文论述的再递近。
《师说》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陈述完毕，第二段以感慨发端，对当时社会耻学于师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
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唐代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 又《答严厚舆论师道书》：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异同，吾子无以韩责我。
宋代
朱熹《朱子考异》：余观退之《师说》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其言非好为人师者也。学者不归子厚，归退之，故子厚有此说耳。
黄震《黄氏日抄》：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似，子且择师，况身乎？次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乐、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公之提诲后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则自然而成者也。
元代
程端礼《昌黎文式》：此篇有诗人讽喻法，读之自知师道不可废。
明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号召后辈，故为此倡赤帜云。
清代
蔡世远《古文雅正》：师道立则善人多。汉世经学详明者，以师弟子相承故也。宋代理学昌明者，以师弟子相信故也。唐时知道者，独有一韩子，而当时又少肯师者，即如张文昌、李习之、皇甫持正，韩子得意弟子也，然诸人集中亦鲜推尊为师者，况其它乎？以此知唐时气习最重，故韩子痛切言之。唐学不及汉宋者，亦以此也。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题易迂，就浅处指点，乃无一点迂气。曾、王理学文，似未解此。又云：以眼前事指点化诲，使人易知，颇与《讳辩》一例。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全集》：大意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故一起提出师之为道，以下便说师无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借写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其能自得师。劝勉李氏子蟠，非是訾议世人。
爱新觉罗·玄烨《古文渊鉴》引洪迈：此文如常山蛇势，救首救尾，段段有力，学者宜熟读。
林云铭《韩文起》：其行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语，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学也。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师者，师其道也，年之先后，位之尊卑，自不必论。彼不知求师者，曾百工之不若，乌有长进哉！《说命》篇曰：“德无常师。”朱子释之，以为天下之德，无一定之师，惟善是从。则凡有善者，皆可师，亦此意也。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古文约选》：自“人非生而知之者”至“吾未见其明也”，言解惑。自“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至“如是而已”，言授业。而皆以传道贯之，盖舍授业无所谓传道也。
浦起龙《古文眉诠》：柳子谓韩子犯笑侮，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作《师说》，故知“师道不传”及“耻”“笑”等字，是著眼处。世不知古必有师，徒以为年不先我，以为不必贤于我，风俗人心，浇可知已。韩子见道于文，起衰八代，思得吾与，借李氏子发所欲言，不敢以告年长而自贤者，而私以告十七岁人，思深哉。
何焯《义门读书记》引李锺伦：“无贵无贱”，见不当挟贵；“无少无长”，见不当挟长；“圣人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见不当挟贤。后即此三柱而申之。童子之师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相师为耻；巫医、乐师、百工是无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位不同相师为耻，而语势错综，不露痕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礼赞梅花的词作。
词的上片赞颂梅花的迷人之姿。首句入笔捉题，直截了当地写梅花“两岸月桥花半吐。”溪水岸边小桥两端的梅花已经绽蕾半开。紧接着直接写梅花半吐的风韵和游人对梅花的迷恋。那半开的梅花通体红透，香气四溢。“肌香”二字以美人暗喻梅花香气袭人冰肌玉骨的娇姿。正是梅花这绝代风彩，才使游人不知不觉中为其所吸引。一个“暗”字、一个“误”字把游人情不自禁的迷恋梅花的神态写足。以下二句“尽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用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误入桃源、忘情迷途的典故，反衬江南梅花的迷人风姿。此二句是说人人尽说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的武陵溪畔桃花林的美丽，却不知这梅花半吐的江南风景的迷人。对比之下，更突出这江南桥畔梅花的美丽，表现了主人公爱梅的情感。
如果说上片从色艳香浓的外部面貌来礼赞梅花的话，那么，下片则是从凌霜傲雪的内在品质来颂扬梅花。 过片“先自冰霜真态度”一句，赞扬梅花凌寒独放的坚强品格。“争先”二字突出梅花不畏严寒霜雪的精神，“态度”即姿态品格。紧接着词人用一设问：“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意思是：“梅花为何在冰霜严寒之中用胭脂般的红艳去点染枝头？莫非是司春之神嫌冬天百花凋零，色彩过于单调之故？”东君即司春之神。这一设问实质上旨在突出梅花凌霜傲雪的高风亮节，颂扬它给人们带来春的消息。煞尾句“问花花又娇无语”再度褒扬那娇艳的梅花，毫不炫耀自己，默默地装点人间春色。
古之人咏梅词极多，但大多从其冷艳着眼，抒发词人寂寞的情感。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姜夔的《暗香》、《疏影》等等。在他们的笔下，梅花是一个“寂寞开无主”、“此花幽独”的孤芳自赏的形象。而真德秀却能别出蹊径，一扫大多咏梅词人失意孤寂的怨艾，对梅花绰约迷人的风韵作了热情的描摹，对梅花凌霜傲雪的品格作了全面的褒扬。词的氛围热烈，格调高亢。词人真德秀幼即聪慧异常，四岁诵书，过目成诵。十五丧父，依赖寡母力贫教养，又得同郡人相助，才得以入学中举。宋理宗时官历泉州、福州知府，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他为人正直，凡是做官所到的地方，皆布惠政，廉声卓著。其学以朱熹为宗，提倡正学，与权奸韩侂胄伪学对抗，使正学得以复明。古代有诗品即人品的说法，由于作者艰苦修身进学、勤政为民、正直不阿的身世和为人，他对梅花的高风亮节进行满腔热情的礼赞，作品也显现出积极亢奋、开朗明快的格调。
这首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前两句写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后两句想象魏二梦里听见猿啼，难以入眠。诗歌表面写好友分别后愁绪满怀，实际上是写作者送别魏二时感叹唏嘘的情感。全诗虚实结合，借助想象，拓展了表现空间，扩大了意境，深化了主题，有朦胧之美，在艺术构思上颇具特色。
首句“醉别江楼橘柚香”是点明送别魏二的饯宴设在靠江的高楼上，空中飘散着橘柚的香气，环境幽雅，气氛温馨。这一切因为朋友即将分手而变得尤为美好。这里叙事写景已暗挑依依惜别之情。“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贾至《送李侍郎赴常州》），首句“醉”字，暗示着“酒深情亦深”。
寒雨连江”则是表明气候已变。次句字面上只说风雨入舟，却兼写出行人入舟；诗中不仅写了江雨入舟，然而“凉”字却明白的表现出登舟送客的惜别场景来，“凉”字既是身体上的感触，更暗含诗人心中对友人的不舍和对离别的伤怀。“引”字与“入”字呼应，有不疾不徐，飒然而至之感，善状秋风秋雨特点。此句寓情于景，句法字法运用皆妙，耐人涵咏。凄凄风雨烘托诗人惜别知音，借酒消愁的悲凉心情。
三四句“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以“忆”字勾勒，从对面生情，为行人虚构了一个境界：在不久的将来，朋友夜泊在潇湘之上，那时风散雨收，一轮孤月高照，环境如此凄清，行人恐难成眠吧。即使他暂时入梦，两岸猿啼也会一声一声闯入梦境，令他睡不安恬，因而在梦中也摆不脱愁绪。诗人从视（月光）听（猿声）两个方面刻画出一个典型的旅夜孤寂的环境。月夜泊舟已是幻景，梦中听猿，更是幻中有幻。所以诗境颇具几分朦胧之美，有助于表现惆怅别情。
末句的“长”字状猿声相当形象，有《水经注·三峡》中描写猿声的意境：“时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长”字作韵脚用在此诗之末，更有余韵不绝之感。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这首词写出浴后的美人，将女子出浴后的美貌和娇绾刻画得尽绾极妍，十分生动传神。
开篇首句“碧沼莲开芬馥”是写景，写池塘里莲花开放、飘散芳香，以环境烘托女子之美；也可视为是用象征的手法，写浴中的美人。
“双髻”二句从发型、容貌和眉毛几方面写女子出浴后的美貌；“雅绾”二句写她出浴后姿绾的优雅和肌肤的雪白，其中“雪映钿装金斛”将浴女头上首饰与雪白肌肤映照，画面细致活脱，光彩照人。
末二句“水溅青丝珠断续”先写美人长发在碧水中濯洗，生动传神，颇富生活真是的清韵；“酥融香透肉”则透过视觉、嗅觉、味觉的通感，表现美人诱人的神情，其描画女性人体美的直觉，穷其精妙，可与西方人体油画名作库尔贝的《波中之女》并读。
该词写女子碧莲池中沐浴的情景，美而不俗，艳而能雅。在封建礼教的时代，这是篇大胆的逆经叛道的作品。另有观点认为：作者对双鬟，金斛，青丝不惜重笔精美刻画，生生描绘出一个香艳诱人，尽绾极妍的美娇娃。然而最后一句“酥融香透肉”赤裸裸解释了作者之意，不过是把女性当做一种一饱眼福的风景，勾起性欲的玩物来描写。这种“男子作闺音”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赏玩控制的文学宣示。
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诗歌开头就承题，“九月九日望乡台”，点明了时间是重阳节，地点是玄武山，此处将玄武山比作望乡台，以此来表达乡愁，思乡之情倍增。“他席他乡送客杯”，点明了诗人当时是在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倍感凄凉。诗歌的前两句就勾勒出了一个易让人伤感的环境，正逢重阳佳节，又是客中送客，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北雁南飞本是自然现象，而王勃偏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加在它身上，怪罪鸿雁，我想北归不得，你却奈何非要从北方飞来，平添我北归不能的愁思。这一问虽然毫无道理，却在强烈的对比中烘托了真挚的感情，将思乡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前人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的确，这一问虽貌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实际上却是诗人用心良苦、匠心独具之处。诗人将其怀乡之情融入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借无情之景来抒发自己内心深沉的情感，开启了唐人绝句寓情于景的先河。
这首诗的抒情手法亦变化多端，语言简洁亦是这首诗较大的特色，用了近似日常的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北地来”，显得浅近亲切，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广泛的原因之一。
初唐时绝句发展缓慢，其表现方式大体上沿袭汉魏和南朝传统。而王勃的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诗人在诗中还有意吸收了歌行的句调，以虚词递进的句式做结语，对绝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