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言文在写“慧庆寺的兰花”时，特意提到了“虎丘的玉兰花”，目的就是进行对比。第一处是用“虎丘的兰花”因地处繁华之地容易得名和“慧庆寺的兰花”因地处偏僻之地而不为人知来对比；第二处用“虎丘的兰花”“ 意象渐衰”和“慧庆寺的兰花”“ 茂密如曩时”来对比，以此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明为写花，实际上是写世事的不平：庸劣者因居“繁华之地”而易得名，俊杰者以“地僻而鲜居人”却几被埋没。文章末尾以虎丘玉兰“意象渐衰”而慧庆寺玉兰盛如曩昔，揭示出“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的道理，既表明了作者对美好事物被弃置的感慨，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热情。写得耐人寻味，读来发人深思。
作者从慧庆寺兰花的遭遇，感受到人世的道理，联想到那些庸劣者以地位权势而高举，俊杰者以不得其地势而埋没的现实，指出了“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的道理，借写花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健康上进的热情。这不只是写了一个被压抑的狂士才子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更写出“这一个”举世皆弃而又不甘消沉的灵魂。它并不是将读者引向宁静的福地洞天，而是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去作美的追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慧庆寺离阊门有四五里的距离，位置偏僻，附近很少有人居住。寺的西南面和北面，都是平坦的田野。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之间，秀水朱彝尊先生租了几间僧人的住房，在这里著书立说。朱先生曾是旧时的太史官，很有名望，又是江苏巡抚宋公的贵客，宋公常常来登门拜访。于是苏州的上层人物由于巡府所看重的客人这层缘故，带着美酒佳肴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慧庆寺玉兰的名声，一时间大为著称。
玉兰栽在佛殿的下面，一共有两株，好几丈高，大概有两百多年了。花开时，花朵密集繁盛，看上去就像堆砌的白雪。虎丘山也有玉兰一株，历来被人们称道。虎丘是繁华的游览胜地，游客来往众多，所以那的玉兰花容易出名，其实远远不如慧庆寺的这两株。如果不是朱先生因有太史的名望而成为贵客的话，那么慧庆的玉兰，可能会没有人知道。过了很久，朱先生离开了，寺门白天也是关闭着，不再有人专为看花而来了。
我的寓所离慧庆寺一里多，康熙四十六年的初春二月，我白天闲来无事，独自在野外漫步，便敲开寺门进去。时值玉兰刚开，茂盛繁密与过去并无二样。我赞叹花开花落，自有一定的时节，开谢盛衰的气运机遇各自适应自身的自然规律，原本与人事无关，并不因人对它的知遇与否而决定它的盛衰与否。现在虎丘的玉兰，形神逐渐衰败了，而在慧庆寺的依然如故，由此也可见虚名是靠不住的，而幽居独处潜在厚实的却可以保持久远。花虽然轻微，而所寓含的事物盛衰的道理还有让人可以感悟的方面，所以作文记下来。
注释
阊门：苏州城的西北门。
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朱竹垞：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文学家。著有《曝书亭集》。
赁：租。
太史：古代史官称太史。朱彝尊曾被授检讨（史官的一种）之职，入史馆修明史。
宋公：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
重客：贵客。
造：登门拜访。
虎丘：在苏州阊门外，为苏州游览胜地之一。相传吴王阖庐葬此，名胜古迹有虎丘塔、云岩寺、剑池、千云石等。
杂沓：众多杂乱的样子。
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曩：昔，以前。
气机：气运。
恃：凭靠。
幽潜：指幽居避世。
物理：事物盛衰的道理。
这篇文言文在写“慧庆寺的兰花”时，特意提到了“虎丘的玉兰花”，目的就是进行对比。第一处是用“虎丘的兰花”因地处繁华之地容易得名和“慧庆寺的兰花”因地处偏僻之地而不为人知来对比；第二处用“虎丘的兰花”“ 意象渐衰”和“慧庆寺的兰花”“ 茂密如曩时”来对比，以此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明为写花，实际上是写世事的不平：庸劣者因居“繁华之地”而易得名，俊杰者以“地僻而鲜居人”却几被埋没。文章末尾以虎丘玉兰“意象渐衰”而慧庆寺玉兰盛如曩昔，揭示出“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的道理，既表明了作者对美好事物被弃置的感慨，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热情。写得耐人寻味，读来发人深思。
作者从慧庆寺兰花的遭遇，感受到人世的道理，联想到那些庸劣者以地位权势而高举，俊杰者以不得其地势而埋没的现实，指出了“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的道理，借写花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健康上进的热情。这不只是写了一个被压抑的狂士才子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更写出“这一个”举世皆弃而又不甘消沉的灵魂。它并不是将读者引向宁静的福地洞天，而是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去作美的追求。
此文作于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当时戴名世55岁。作者因会试被黜，逐出京师，客居苏州，操书房之选，写出此文。
上片描写夜堂相爱的情形。起拍“宫腰”二句写出佳人的风姿及相逢。“无端”二句写相爱。“殒”字极好，“灵犀”用字含蓄。
下片感叹离别。过拍“身有恨”三句突转抒情，写出莫名的“恨”，并交待出“恨”的表面原因是“星河沉晓空”，实则怨恨欢爱的短暂。“陇头”二句点出“恨”的原因是离别，并抒发“佳期如梦”、欢会难再的慨叹。
结句对“佳期如梦”的感叹，再次点明往昔美好的约会带给词人难忘的幸福回忆，也反衬出如今佳期不再带给词人的强烈失落和浓浓感伤。
词人通过上、下阕两个不同场景的鲜明对比，将恋人间幽会的极度欢乐与离别的彻夜悲凉两相对照，凸显出心中的刻骨相思。
该词在用词上也十分有功底，例如“无端银烛殒秋风”，恐未必“无端”，抑或被人吹灭，不愿直言罢了。“殒”字好，把刮、吹、灭的一组动作都括进了，且含蓄形象。用“星河沉晓空”喻恨之大，之无可奈何，也是很新巧的。虽有“花间词”的香艳风味，但艳而不淫，含蕴有味。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据乾道本《于湖先生长短句》，此词调名下另有小题“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此词当为作者任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的作品。“观塞”即观望边塞。这时荆州北面的襄樊尚是宋地，这里“塞”应是指荆州郊外的防御工事。
这首词抒写了因观塞而激起的对中原沦陷的悲痛之情，上阕写观塞，下阕抒悲感。首句写要塞郊野的自然景象，并点明时节。“霜日明霄”绘出晴空万里的秋日景象，降霜天气必是白色晴明的。“水蘸空”即水和天空相接。荆州城东有长湖，“蘸空”之水或此湖水。这句写得水天空阔，下下辉映，是荆州郊野平原地带的实景。次句切合观塞，耳目所触，一片军戎气氛。“鞘为鞭梢”。“绣旗”为绣有物状的军旗。响亮的鞭声，耀眼的红旗，俱是从耳目易感的对东西突出，故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切。“澹烟”句把视线展开，显出边地莽莽无垠的辽阔景象。如果说首句还是自然景象对作者感官的客观反映，这句可说是词人极目观望的深心感受，眼前景色，内心思绪，俱是一片茫茫。正如王维诗“山色有无中”，虽景象近似，而象外之意至为深远。东坡曾称柳永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谓“不减唐人高处”，对这句也可如此看待。
由观塞而自然地想到沦陷的中原，“万里”句即是观塞时引起的感慨。“烽火”为边地报警的设施，而中原一切自不待言，亦不忍言，只这样提点一下，可抵千言万语，这其间含有无限难以诉说的悲惨酸辛。“一尊”句承上启下，北望中原，无限感慨，欲藉酒消遣，而酒罢益悲，真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于是不禁向风挥泪。“浊酒”为颜色浑浊的酒，常用于表现艰苦的生活中，微带有粗犷悲壮之意。范仲淹《渔家傲》云：“浊酒一杯家万里”。“戍楼东”，指作者所登荆州东门城楼“”东“字似非无意，实指南宋都城所在的方位。”挥泪“即洒泪，表现内心悲戚之深。秋风吹来，令人不寒而栗，感念中原未复，人民陷于水火之中，而朝廷只求苟安，不图恢复，故觉风亦满含悲意。
此词上阕描写望中要塞景色，明丽壮阔，其中景物也隐约隐呈作者的感情色彩，眼前一片清丽，而人的心情却深藏阴黯。下阕抒发感慨，从人的活动中表现。在读者眼前俨然呈现一位北望中原悲愤填膺的志士形象。整首词色彩鲜丽，而意绪悲凉，词气雄健，而蕴蓄深厚，是一首具有强烈爱国感情的小词，与其《六州歌头》同为南宋前期的爱国词名作。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