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摹南园景色、慨叹春暮花落的小诗。
前两句写花开。春回大地,南园百花竞放,艳丽多姿。“花枝草蔓眼中开”,这句说眼见南园花草繁茂可爱。“开”主要是对“花枝”而言的,而诗中“草蔓”二字告诉读者,随着春深,绿草绿叶渐渐多了。万紫千红,逐渐会被“绿肥红瘦”的景象代替。“小白长红越女腮”这句用了一个比喻形容花朵的娇艳。“小白长红”就是白少红多的意思,也就是偏于红的粉红色,与“越女腮”连文,即以美人粉红的脸蛋来比喻花瓣色泽的鲜嫩。“越女腮”是由此产生的联想,把娇艳的鲜花比作越地美女的面颊,赋予物以某种人的素质,从而显得格外精神。
后两句写花落。日中花开,眼前一片姹紫嫣红,真是美不胜收。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日暮”,百花凋零,落红满地。“可怜”二字表达了诗人无限惋惜的深情。是惜花、惜春,也是自伤自悼。李贺当时不过二十来岁,正是年青有为的时期,却不为当局所重用,犹如花盛开时无人欣赏。想到红颜难久,容华易谢,不免悲从中来。
“落花不再春”,待到花残人老,就再也无法恢复旧日的容颜和生气。末句用拟人的手法写花落时身不由己的状态。“嫁与春风不用媒”,委身于春风,不须媒人作合,没有任何阻拦,好像两厢情愿。其实,花何尝愿意离开本枝,随风飘零,只为盛时已过,无力撑持,春风过处,便不由自主地坠落下来。这句的“嫁”字与第二句中的“越女腮”相映照,越发显得悲苦酸辛。当时盛开,颜色鲜丽,宛如西施故乡的美女。而今“出嫁”,已是花残“人老”,非复当时容颜,抚今忆昔,倍增怅惘。结句婉曲深沉,制造了浓烈的悲剧气氛。这首七言绝句,以赋笔为主,兼用比兴手法,清新委婉,风格别具,是不可多得的抒情佳品。
这首双调小令,主要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人间的离愁别恨,凄恻动人。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词首从人间的七夕着笔,写周围环境的沉寂和抒发主人公孤独痛苦的心情。词人巧妙地运用了以动写静的手法,大兴夸张之笔,说那几张飘然落地的梧桐老叶是。呜蛩”所“惊落”,极写出万籁俱静的环境特点,烘托了词人内心孤寂凄怆的心情,引出了“正人间。天上愁浓”的联想,把自己的心境与牛郎织女的离愁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成为所托之事与所言之情的纽带。下面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云阶月地,关锁千重。”描写牛郎,织女远隔云阶月地、莽莽星河不得相见的痛苦,正抒发了自己与丈夫身在异地,心相牵系的离愁;描写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瞬息离散的苦难,正倾吐了自己与丈夫远隔千里、不得欢聚的别恨。
正所谓:“纵浮搓来,浮槎去,不相逢。”整个上片由人间写到天上,于叙述中旬旬含情,句句扣紧着词人的感情脉搏。最后,在下片词人的感情已经完全化他为我,将自己夫妻的境况与牛郎、织女的境况融合为一,因此,她从现实自我处境出发,展开了奇特的联想:“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天宇间风雨变幻莫测,鹊桥或许还未搭就,牵牛织女或许现在还是在离别之中未能相聚吧?这种推测联想,完全是移情的结果,含蓄婉转地抒写了人间七夕夫妻不得相见的难言苦衷。
尾句写天上七夕的自然景色,与首句人间七夕之景遥相呼应:一边是风雨飘忽,阴晴不定的银河两岸,一边是蟋蟀低吟、梧桐落叶的深闺庭院,这就开创出一种清冷凄凉的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词人孤寂悲伧的心情。尾句“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成功地提炼了口语,用排句形式集中描绘了宇宙天体的瞬息万变,在创造意境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增添了词的音乐美。
总这首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通篇以牛女传说为寄托,境界奇丽,曲径通幽,写透了青年男女的离愁别恨。
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 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曰:“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元克己于元和四年谪永,柳宗元于元和五年五月移居愚溪侧旁。因此,该诗与《序》作于元和四年无疑。
柳宗元何以能逃逸出昔日的苦闷心境,进而步入一种少有的旷达境界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至元和四年前后,柳宗元对江南的梅雨湿热气候有所适应,身体有所好转,不再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那种初来永州的感觉。其二,相继被贬谪来永的官员与慕名求教的学子的不断增多,使柳宗元的心里也渐渐淡化了初来永州时的那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折磨、被摧残的孤愤心态。其三,母、妻病亡的惨痛,王叔文之死的阴影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缓,压抑、苦闷的心理有所缓解。从而,眼界骤然开阔起来:昔日的南蛮之地,奄忽间在那郁闷的胸中生出些许美来,并不断激发其观游的欲望与创作的快感。如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欣然写道:“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
从总体上看,《法华寺西亭夜饮》在柳宗元诗歌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首堪与《江雪》《渔翁》相并提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首诗中赋与比、象与兴应用得如同羚羊挂角,天衣无缝。在其平淡而简朴的文字里,隐藏的却是他那翻滚的思绪和那难以平静的激情。正如钟嵘于《诗品》中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先从“法华寺西亭”写起,用“释迦往舍卫国说法时暂居之处,即祗树给孤独园”来喻法华寺,其意有二,一是指出了西亭在夕阳下的幽静;二是道出了他们这些贬谪之士南来永州,如同释迦讲法于舍卫国一般,属于生命的一种过程。于是,相互勉励道:人生于世,得抛开一切烦恼,举杯把盏,开怀畅饮。因此,“共倾三昧酒”短短5字,可谓是畅快洒脱,仿若将贬谪之痛、前途之忧置之九霄云外,淡忘得个干净,全然一股李白式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
人常言:酒逢知己饮,话向故人说。柳宗元与元克己这样一群落难异乡而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有缘相聚在这幽静的西亭,酒成了他们唯一排遣郁闷麻醉神经的最佳言语。其实,在人类文化史上,无论中外,酒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造氛围的物品。因此,古往今来,借酒浇愁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船装车载,难以尽数。最耐人寻味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刘伶的《酒德颂》:“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柳宗元与元克己等人对酒当歌,不觉天色渐暗,月上梢头,醉态朦胧中从西亭望去,只见那暮色中的池水漫上西亭的台阶;皎洁的月光在窗上投下美丽的花影。于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像电影画面一样地由室内的叙谈与把盏切换到了对窗外景色的描摹:“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通过两组特写镜头将朦胧的暮色与漫涨的池水、皎洁的明月与窗外的花影这些远近大小不同的景物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了一幅鲜活生动、幽静典雅、清丽柔美的画卷。置身于这样仙境般的画卷中,还有何愁可言?何有不快之念?此时,作者已从逃逸规避的心态上升到了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距离上由远而近,时间上由昼而夜,最后在阑珊的灯火下,相互对视,发现依然青丝满头、风华正茂,于是,不期然地得出该诗中的最蕴深意的旷达之句:“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莫厌樽前醉”中的“莫厌”二字,用得厚重而富有张力,它不仅与首联的“共倾三昧酒”遥相呼应,抒发了一种内心深处的豪气,也为结句“相看未白首”作了恰如十分的铺垫,使全诗浑然一体,豪气云霄。此外,“相看未白首”之句,隐约地指出了前途的光明与希望的存在,说明了柳宗元并没有沉湮在悲愤哀怨的泥潭之中,而是在以旷达之情正视着当下的处境。
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该诗的尾联写得甚为凄婉。因为在“未白首”的年龄,本正是为国为民贡献青春与作为的大好时机,而在这样的时机却沉迷于樽中之酒而致使光阴虚度,对大智的柳宗元而言,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悲愤,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无声的哭泣。诚然,作为一说,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是,阅读这首诗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都已相当成熟,而柳宗元在此为何没有遵守律诗绝句的规则?贸然以六句成诗,较之绝句多了两句,较之律诗则少了一联,像这样的非绝非律类诗,在柳宗元诗集中共有4篇,即《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渔翁》、《法华寺西亭夜饮》(《杨白花》虽然只有5句,但它已表现出了词曲的风味)。原因为何?许多人为之莫解。其实,这是柳宗元文风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对古体诗歌文体的一种光大。因为在柳宗元的4首六句诗中,皆以仄声字入韵,明显地带有古体诗的风味,而在古体诗中是没有句式句数的限制与约束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执著与文学样式的创新。
其实,人是有多面性的。生活之苦尽管无法规避,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在痛苦之中。婉约中有旷达,旷达中有哀婉,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真实地个体。因此,我们在欣赏某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一股脑儿地将其归之为某一个派别,譬如手执铜板铁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豪放派诗人,但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之句则写得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声咽,其婉约之调并不在易安柳永之下。于此,柳宗元的心态也是一样,痛苦之余不乏旷达,悲婉之后不失豪放,晦涩之中亦有明达。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