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菩萨蛮》词以精致的构思,精美的语言,写闺中思妇独处的情怀,刻画出一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词作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颇晦涩难解,有认为是写室内屏风的,有认为是写女子眉妆的,还有解为是写女子发髻的,歧义纷纷。因此学者往往给予特别关注,解读评鉴,发掘之深,体会之细,分析之精,可谓字无剩义,甚至远远超出作者写作歌词时主观上所欲表现的内容意蕴。次句写闺中思妇初醒而尚未起床,散乱如云的鬓发,在如雪的面庞上飘动。三、四句写主人公起床后的行动:懒懒地打扮,慢慢地梳洗。其中的“懒”字和“迟”字,生动地体现了女主人公的惆怅倦怠之情态。
过片两句承接上片写妆扮的具体情形:簪花时,置放前后双镜,非常细致、讲究,花容和人面交相辉映,更觉人面如花,娇俏艳丽。此处写女主人公的“细致”“认真”,与前面的“懒”“迟”,真实地反映了她内心的矛盾:因情人不在,无人欣赏,而懒起迟妆,但少妇的爱美天性又使她本能地进行细致妆扮。最后两句写她更换衣服时,忽然看见上面绣有的双双鹧鸪,不禁更添了一段新愁。
全篇内容是写一个女子早晨自娇卧未醒,宿妆已残而懒起梳妆,而妆毕簪花照镜,而穿上新罗襦之 过程。结构亦循此次序作直线型之描叙,极清晰明了。此词写闺怨之情,却不着一字点破,而是通过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让读者由此去窥视其内心的隐秘。尤其是词的末二句“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不仅充分体现了温庭筠词密丽浓艳的风格,而且以咏物衬人情,更见蕴藉。
在格律上,词作采用了仄韵和平韵交错变换的调式来表现曲折细腻的思想感情,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二句,不仅平仄合于律句,而且巧妙地安排了五个响亮的去声字:“照”“后”“镜”“面”“映”,置于换头之处,吟唱时,就更加显得跌宕飞动,抑扬顿挫。
诗题为独步寻花,组诗的第五首则写到黄师塔前看花。“黄师塔前江水东”,写具体的地点。“春光懒困倚微风”则写自己的倦态,春暖人易懒倦,所以倚风小息。但这为的是更好地看花,看那“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这里叠用爱字,爱深红,爱浅红,爱这爱那,应接不暇,但又是紧跟着“开无主”三字来的。“开无主”就是自由自在地开,尽情地开,大开特开,所以下句承接起来更显出绚烂绮丽,诗也如锦似绣。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这首词写的是杭州的游赏之乐,但并非写全杭州或全西湖,而是写宋时杭州名胜十三楼。然而,此词虽以写十三楼为中心,却也没有将这一名胜的风物作细致的刻画,而是运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与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同时,对比手法的运用也为此词增色不少,词中十三楼的美色就是通过与竹西亭的对比而突现出来的,省去了很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移情手法的运用也不可小看。作者利用眉峰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自然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是说作者与同伴面对旖旎的湖光山色,尽情听歌,开怀痛饮。歌女眉头黛色浓聚,就象远处苍翠的山峦;醉后眼波流动,就象湖中的滟滟水波。接着补叙一笔:“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一动人场面就出现在十三楼上。为了写出十三楼的观览之胜,作者将古扬州的竹西亭拿来比衬:“不羡竹西歌人古扬州。”这里说只要一上十三楼,就不会再羡慕古代扬州的竹西亭了,意即十三楼并不比竹西亭逊色。据《舆地纪胜》记载:“扬州竹西亭在北门外五里”,得名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的“谁知竹西路,歌人是扬州”。竹西亭为唐时名胜,向为游人羡慕。
过片以后,极写自己和同伴于此间的游赏之乐。“菰黍连昌歜”,“菰黍”即粽子。“昌歜”为宋代一种食品。句意为他们宴会上食用的食品,材料普通而精致味美。“琼彝倒玉舟”,“彝”为贮酒器皿,“玉舟”即酒杯,句意为漂亮的酒壶,不断地往杯中倒酒。综上二句,意在表明他们游赏的目的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作烹龙炮凤的盛宴,而是贪恋湖山之美,追求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最后则以描写清歌曼唱满湖山作结:“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水调,相传为隋炀帝于汴渠开掘成功后所自制,唐时为大曲,凡大曲有歌头,水调歌头即裁截其歌头,另倚新声。此二句化用杜牧《扬州》“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但更富声情。意思是不知谁家唱起了水调一曲,歌喉宛转,音调悠扬,情满湖山,最后飘绕着近处的碧山而去,而傍晚的云彩却不肯流动,仿佛是被歌声所吸引而留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