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途中所见所闻，起写春色无边，点明时令，次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南山觅春；下片紧承上片，继写沿途所见，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揭出作意。此词情由景出，论随情至，写得自然、得体。
正月的时候正值孟春，初阳发动，故词以“无边春色”起头。但是，就人之常情来说，尽管到处是春色，还是要去寻春、觅春的。次句的“苦”字表达出了人们这种寻觅春色的执着。词中的“南山”，大约指的是春光优美之处，也是作者邀请提刑官应懋之游春的目的地。“村村”三句，以及下片“翁前”两句，写的是农村“人日”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是作者“觅”春所见，这也正是此词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先大笔挥洒，用“箫鼓”、“笛”写节日歌舞之盛，用“村村”、“家家”极写范围包容之大，仅此一句，就将农村“人日”的风俗景象以及人们的欢乐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祈麦祈蚕”，点出“村村箫鼓家家笛”这项活动的目的。祈求农事丰收，这里虽举“麦”、“蚕”为诸多农事的代表，但在“人日”来说，农民马上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麦与蚕了。这时，麦田泛出青绿之色，蚕在春天的气息里孵化，富于生机。对丰收的盼望与担忧，都同时在农民心头慢慢升起，他们要用这尽情的箫鼓和笛声表达他们心中的祈求。“来趁元正七”，这句是上片的结语，明确指出了特定时期季节性的内涵。
下片“翁前”两句，转入具体的描绘。“翁前子后孙扶掖”，这正是“来趁元正七”的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对长幼之序极为重视，这从“翁”、“子”、“孙”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来。“商行贾坐农耕织”，这一组活动，由商、贾、农三种行当的人物组成，而作者用“行”、“坐”、“耕织”三个词，点明了三种行当人物的特征，语言简练。在古代，商人们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耕织”则为“农”的本业。当然，这里不一定实写“人日”所见，而是作者由人们的祈求而联想到的各种自食其力的人所从事的争取丰收、幸福的实践活动。但这三个动词，却描绘出了一片繁忙景象。从“箫鼓”至“耕织”，这五句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农村的欢乐景象，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将种种苦闷、烦忧，都排斥在画面之外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桃源乐土。在偏安的半壁河山之中毕竟还有这样一片乐土！但其中也不排斥寓含着作者的理想，这正是他所苦苦寻觅的“春色”，上片次句用“苦”与“觅”两个字，用意就在于此。词的末三句，是作者就此情此境所引发的感想，是此词的哲理所在，也正是作者的希望。“须知”是告诫语，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日”中的“人”的种种活动与期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是向上的，都在追求着幸福与美好；但是，人们如果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象在“人日”里所意识到“人”的作用与追求，那就“日日是人日”了，也就不会只有在“人日”这一天才去追求祈祷了。显然，作者是在勉励人们追求不息生生不止。这也正是作者思想核心之一。他处理政务主张“内修”、“立本”、“厚伦”，正人心，化风俗；他所留驻的州县，皆“以化善俗为治”；使“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均见《宋史》本传），这就是他在此词中发挥议论的思想基础。
从全词看，此词没有浮躁怪诞之气，写得古朴自然，平易真切，与农村风物极相贴合。
上阕先以马周、苏秦、冯谖三个人物失意落寞的遭际自比，然后直摅胸臆，抒发不平：“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此二句看似寻常语，但却道破了南宋政治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后来的皇帝基本上一脉相承，多少仁人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衔恨以终。至此可知中国之不尊，罪在最高统治者。前结仍抒上意。读书万卷，志在辅佐君王，报效国家，反退而隐居，埋在底层，于诗书冠一“叹”字，可知感慨之深。本可以辅佐君王以尊中国，但却被弃置了，岂不令人悲痛!上片连用典故，壮怀激烈，悲歌慷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无法实现统一中国的愤世之情。
下阕从侧面立意，在报国无路的情况下，便寄情诗酒，归隐田园，故作旷达，隐痛深哀，仍充满字里行间。“休感慨”，实际是感慨有何用，不如藉美酒以消愁解恨。而人生易老，即使欢乐也难以尽兴。接再作超脱：“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转而又作愤语：“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酧黄犊。”这里表示放下请缨杀敌、立功封侯的念头，归隐田园，以求解脱。最后引贾谊事作结：“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贾谊为什么因寂寞而伤时痛哭呢？以反问的形式透露了诗人故作旷达而始终无法摆脱的痛苦，这种旷达精神，实质上是他的悲痛情绪发展到更深沉的表现。托古喻今，长歌当哭，全词借古人之酒杯，浇我胸中之块垒，这块垒似乎越浇越多了，因为辛弃疾的“悲剧”乃时代使然，终南宋王朝力主恢复的抗战潮流，不过细波微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