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青楼女子的悲叹，诗人也借惜花而表达青春远逝、不堪命运的自怜、自伤之情。首联采用拟人手法写花朵含恨凋零，花是比喻妓女的青春；颔联反衬，表达妓女对坎坷、悲惨、无奈之人生的自我慰藉而已；颈联语义双关，表面上写妓女希望花能长保青春妖娆而不被东风摧落，实际上却是自顾自怜；尾联写妓女皱着眉对月惆怅，青春犹如枯萎的花朵渐渐凋零，实则表达出诗人备受打击后忧愁、痛楚的心境。全诗借景抒情，以花自喻，引起丰富联想。
首“百舌问花花不语，低回似恨横塘雨”采用拟人手法写花朵含恨，与之亲近的鸟儿问它也不说话，而心有所恨的原因是秦淮河上雨，花落自凋零。其中的花是比喻妓女的青春。
“蜂争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杨惜金缕”比较有趣，初看似乎并无深意，不过是眼前所见的即景，和一二句连贯，但实际上如果理解了是描写什么人，那么这一句就大有深意：首先从字面上看，先是称赞妓女的“粉蕊”和“香”任君采撷，非常大方，然后讽刺良女自珍“金缕”，十分小气。从潜台词上看，作者并非要对良好的礼教品德进行讽刺，而是以此反衬妓女人生的坎坷、悲惨和无奈，这种以妓女之口传递出来的意思，一方面代表不同角度的不同人生价值态度，另一方面也传递出妓女的这种观念不过是自我慰藉的“精神胜利法”。
“愿君留得长妖韶，莫逐东风还荡摇”同样语义双关，表面上写妓女希望花能长保青春妖娆而不被东风摧落，实际上却是自顾自怜，希望自己青春长久一些，否则年老色衰就会失宠，以后的生活将会如花摧落、凄凉无比。
最后“秦女含颦向烟月，愁红带露空迢迢”的读解稍有异议，这主要是因为对其中“秦女”二字的看法不同，有学者认为“秦女”为秦地之女的泛指，这二句是写妓女皱着眉对月惆怅，自己的青春犹如枯萎的花朵渐渐凋零。但如果为泛指，就包括了良家妇女，与上几句妓女的自述语境并不十分贴切，所以也有人提出“秦女”当泛指秦准河的青楼女子，理由是当时的秦淮河是烟花之地的代指。
总的来说，这是一首描写春天的诗，不过这里的春天既是大自然的春天，也是人生的春天，更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象征。
温庭筠写这首《惜春词》不仅是为歌伎的青春不再而哀叹，更是劝慰世人要珍惜时光，珍惜青春，珍惜自已有限的生命。他对歌伎无奈的生活际遇有着深深的同情，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自己拥有自由的生命，更应该珍惜青春，在年轻的岁月里多做一些事情。“愿君留得长妖韶，莫逐东风还荡摇”更是他对自己的寄语：希望自己心中永远保持美好的一面，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丑恶的东西同化，自己真正应该珍惜的是这些。
这是一首纪游词。词的上片写景，有暮春景、船中景、船外景，统融成一幅官宦人家的闲情逸趣图景；下片着重叙述好客的主人史云麓以及宴饮情景。词写夜游宴饮。既因有“洛花”同行可大增游兴，又因乘“画舫”划行于溪水之上而倍增画意诗情。境界自是不俗。此词写得明快流利。
上阙的发端“听风听雨”一韵，化用皮日休、吴融诗之意，言春天风雨之后，百花凋零，此时正是牡丹盛开之际。“乍倚玉阑”一韵，化用李白《清平调》，罗隐《牡丹》诗意，以杨贵妃美姿比拟牡丹花，一个“乍”字，突出其含苞未放。“剪夭艳”言其美艳之形乃是造化剪裁，一个“旋”字，与“乍”字呼应，均强调花蕾初放，时间短暂，形美色艳。“携醉靥”一韵，以贵妃的美面比拟牡丹，故牡丹花有名“杨妃醉酒”者，此韵扣题“载洛花”三字。“放溯溪游缆”二韵，言画舫逆溪而游，水波荡漾，波光粼粼，风景优美。“映烛花黯淡”一韵，扣题“宴客”二字，写云麓先生在画舫内宴客的情况，“烛花”暗示画舫宴客时间在晚上，“映烛花黯淡”以烛光黯淡反衬牡丹花的光华耀眼。
下阙不变，继写牡丹花的美艳，“碎霞澄水”一句，用晚霞灿烂映照在清澄的水面上来比拟牡丹花的色彩斑斓明丽，“吴宫初试菱鉴”此句化用辛弃疾《念奴娇·赋白牡丹》：“对花何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以吴宫宫女之美貌比拟牡丹花繁盛簇拥，纷中有整的形态。“菱鉴”言似锦繁花映照在如镜的水面上。“旧情顿减，孤负深杯滟”此笔锋一转，写自己对牡丹花的感想，这真是空际转身。前面极力描绘牡丹花之美艳多姿，此处却突然“情顿减”“负深杯”，其情突然急骤下转。此词以如此笔法，言自己对牡丹之情突然减弱，辜负了主人斟酒满杯以赏花的深情，这其中含蓄地表达了对国事的隐忧。“衣露天香染”三韵，又掉转笔锋写同游的人们，依旧沉醉在牡丹花中，衣服尽染牡丹香，通宵达旦地饮酒，不关心时间的早晚。
此词大幅描绘牡丹花美艳异常，多处化用典故，包括李白、白居易、皮日休、吴融、罗隐、辛弃疾等语典，并以杨贵妃比拟牡丹花，词风浓艳密丽。后空际转身，写自己对牡丹花的感想，寄托了对国事的隐忧，这与吴文英词中的《解语花·梅花》：“冷云荒翠，幽栖久，无语暗中春怨。”《丁香结·秋日海棠》：“娇羞艳色，自伤时背”一样，均有寄托之思。这正如李庆甲所言：“用比兴手法和苍凉的音调，隐晦曲折地写出了对宋室沦亡的哀伤之情。”（《词综·前言》）俞平伯亦言：“吴文英……他们每通过典故词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词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唐宋词选释·前言》）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