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上流贵妇赏春时心理变化的一首闺怨诗。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人们“觅封侯”的重要途径。诗中的“闺中少妇”和她的丈夫对这一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幻想。
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其实，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少妇从“未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当时“觅封侯”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少妇当初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夫婿“觅封侯”的行动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少妇，在一段时间“不曾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一句点出“不曾愁”，第二句紧接着用春日登楼赏景的行动具体展示她的“不曾愁”。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称为“诗眼”。这位少妇所见，不过寻常之杨柳，作者何以称之为“忽见”？其实，诗句的关键是见到杨柳后忽然触发的联想和心理变化。杨柳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同时，它又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古人很早便有折柳相赠的习俗。因为那迷茫和朦胧的杨花柳絮和人的离愁别绪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故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她会想到平日里的夫妻恩爱，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联想到，丈夫戍守的边关，不知是黄沙漫漫，还是和家乡一样杨柳青青呢？在这一瞬间的联想之后，少妇心中那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悔教夫婿觅封侯”便成为自然流淌出的情感。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幽愁，杨柳是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故曰少妇的情感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并不突然，而在情理之中。
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表现，使读者从这个横断面中窥见全豹。绝句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短篇小说。这首诗正是抓住闺中少妇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刹那，作了集中的描写，从而从一刹那窥见全过程。
此词以清丽质朴的语言，描写作者春日载舟颍州西湖上的所见所感。词的上片描摹明媚秀丽的春景和众多游人的欢娱，下片写作者画舫中宴饮的情况，着重抒情。整首词意境疏放清旷，婉曲蕴藉，意言外，别有意趣。
“堤上游人逐画船”，写所见之人：堤上踏青赏春的人随着画船行走。一个“逐”字，生动地道出了游人如织、熙熙攘攘、喧嚣热闹的情形。“拍堤春水四垂天”，写所见之景：溶溶春水，碧波浩瀚，不断地拍打着堤岸；上空天幕四垂，远远望去，水天相接，广阔无垠。第三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写出了美景中人的活动。这句中的“出”字用得极妙。晁无咎说：“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王国维则说：“余谓此本于正中（冯延巳字）《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人间词话》卷上（“出”字突出了秋千和打秋千的人，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们好像隐约听到了绿杨成荫的临水人家传出的笑语喧闹之声，仿佛看到了秋千上娇美的身影，这样就幽美的景色中，平添出一种盎然的生意。
“白发戴花君莫笑”，“白发”，词人自指。这样的老人头插鲜花，自己不感到可笑，也不怕别人见怪，俨然画出了他狂放不羁、乐而忘形的狂态。下句“六幺催拍盏频传”和上句对仗，但对得灵活，使人不觉。“六幺”即“绿腰”，曲调名。“拍”，歌的节拍。此句形象地写出画船上急管繁弦、乐声四起、频频举杯、觥筹交错的场面。歇拍“人生何处似尊前”，虽是议论，但它是作者感情的升华，写得凄怆沉郁，耐人品味。
堤上，游人如织，笑语喧阗；湖上，画船轻漾，春水连天。好一幅踏青赏春的图画！ 然而，这图画的点晴之处，却不在堤上、湖上、而在湖岸边、院墙内、高楼下。那绿杨丛中荡起的秋千架儿、那随着秋千飞舞而生的盈盈笑声，才是青春少女的欢畅、才是春天气息荡漾的所在；唯因它曾经深锢墙内，故如今鼓荡而出，便分外使人感染至深。船中的太守，此时也顾不得有谁在窃笑了，他情不自禁在皤然白发上插入一朵鲜花、添上一段春色。让丝竹繁奏、将酒杯频传，他要与民同乐，同庆春的莅临。忘却贬官颍州的烦恼吧，他愿在春醪中沉醉，一如他的雅号：“醉翁”。
此词写出欧阳修与民同乐，同庆春天莅临的情怀。在词中他忘却了贬官颍州的烦恼，他愿在春醪中沉醉，一如他的雅号“醉翁”。
这首词写一女子在窗前月下遥望所爱，和《月兔茶》主题和意境近似，可以称之为姊妹篇。
上片写薄命佳人的美貌及寻春求佛的情景。春天来临，春心欲动。开头两句写改浓妆为淡妆，改一般装为贵重装。从旁人的口里得知“双衔凤带”装束本来超出常人水平，但薄命佳人还是改换成了“鲛绡”贵重薄衫。一可显示身姿美，二可标志身价高。第三、四句写烧香拜佛，祈祷神灵。烧上珍贵的水沉香木，如痴如醉，“怅望”“烟袅”。不言自明，是让菩萨保佑她寻找到一位青春美的心上人。而其所爱已“双衔凤带”，另有他欢。东坡十分重视将外界事物作为词的信息之源泉，激发词思之触媒，表达词情之载体。“双衔凤带”。“单著鲛绡”，“夜香”“水沉烟”，以我观物，以物观我，情以物迁，都打上了青春情爱的印记，富有艺术魅力。
下片写薄命佳人向往与心上人共度良宵的心态。开头两句写美丽的容貌。鬓发美如云集似的，风卷绿发如画；颜面美如玉白似的，酒醉“红潮”如花。一头黑发，一张红脸，是女子的招牌，所以东坡特写得如此唯妙唯肖。不言自明，为的是去会见青春美的心上人；为的是心上人一见倾心，十分喜爱她。第三、四句写薄命佳人的寻春、度良宵的心态。“莫教空度可怜宵”，好一个“可怜宵”。光阴无情，人生易老，把握良宵，及时行乐。“月”是美好的，“佳人”是美好的，花好月圆，美上加美，然而心上人久待不至，她的美梦难以成真。东坡十分重视通过丰富的想象，将自然界的明月化为有情而动心的知音，变成男女双方心心相印的桥梁，以寄托薄命佳人的情思，让这种情思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美学色彩。
全词，上片先写薄命佳人的良苦用心，改装，拜佛，回答“与阿谁”的问题；下片再写薄命佳人的虔诚心态，惜时，望月，以实现共度良宵之美愿。中国古代的薄命佳人都美丽、善良、可爱，有强烈而炽热的爱情追求，所以从心底吐露出“莫教空度可怜宵，月与佳人共僚”的虔诚心愿。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