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可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以比兴发端，出语惊人。《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卦》）谚曰：“树大招风。”则高树之风，其摧折破坏之力可想而知。“风”前又着一“悲”字，更加强了这自然景观所具的主观感情色彩。大海无边，波涛山立，风吹浪涌，楫摧樯倾，它和首句所描绘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是现实政治气侯的象征，曲折地反映了宦海的险恶风涛和政治上的挫折所引起的作者内心的悲愤与忧惧。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作者痛定思痛，在百转千回之后，满怀悲愤喊出了“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自身痛苦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权势便不必交友，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无论从传统的观念，无论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儒家一向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从《诗经·伐木》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今天民间流传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是强调朋友越多越好。然而，正是由于它的不合常情常理，反而有了更加强烈的震撼力量，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从曹集中《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送应氏》“念我平生亲”、《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等诗句来看，作者是一个喜交游、重友情的人。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大声呼喊出与自己本性完全格格不入的话来，不但用以自警，而且用以告诫世人，则其内心的悲苦激烈、创巨痛深，正是不言可知。
“不见篱间雀”以下为全诗第二段。无权无势就不必交友，这当然不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发出的悲愤至极的牢骚。这个观点既无法被读者接受，作者也无法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因此他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是从反面来论证“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不易为人接受的观点，而实际上却是紧承上段，进一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情绪。
黄雀是温驯的小鸟，加上“篱间”二字，更可见其并无冲天之志，不过在篱间嬉戏度日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只于人于物都无所害的小鸟，竟也不能见容于世人，设下罗网，放出鹞鹰，必欲驱捕逐得而后快。为罗驱雀的鹞鹰何其凶恶，见鹞投罗的黄雀何其可怜，见雀而喜的罗家何其卑劣。作者虽无一字褒贬，而感情已深融于叙事之中。作者对掌权者的痛恨，对无辜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均不难于词句外得之。
作者又进而想象有一手仗利剑的少年，抉开罗网，放走黄雀。黄雀死里逃生，直飞云霄，却又从天空俯冲而下，绕少年盘旋飞鸣，感谢其救命之恩。显然，“拔剑捎罗网”的英俊少年实际是作者想象之中自我形象的化身；黄雀“飞飞摩苍天”所表现的轻快、愉悦，实际是作者在想象中解救了朋友急难之后所感到的轻快和愉悦。诚然，这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只好在幻想的虚境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其情亦可悲矣。然而，在这虚幻的想象中，也潜藏着作者对布罗网者的愤怒和反抗。
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个字最为确评，也最常为人引用。但就这首《野田黄雀行》而言，“骨气”（思想内容）确实是高的，而辞采却说不上“华茂”。从总体上看，这首诗更具有汉乐府民歌的质朴风味。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此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其次，此诗的词句也多质朴无华。“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这种句式完全是纯粹的口语，“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二句中的叠字及顶真修辞手法也都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这些朴实的词句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正相适应，如果有意雕琢，其感人的力量也许倒反而会减退了。于此可见曹植这个才高八斗的作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就。
这首小令刻画出一位古代大将威武雄壮的姿态，表现出立下卓著战功后志得意满的心情。虽仅二十九个字，却因为作者高超的技艺传达出异常丰盈的信息，有很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语言简洁凝练，人物形象描绘，人物内心的描写，都生动传神。
“金妆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用整饬的对句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写形。黄金做装饰的宝剑藏在龙形纹饰的剑鞘里，一个“藏“字，欲扬反抑，带给人的是“匣中宝剑夜有声”（宋陆游《长歌行》），按捺不住绝鞘欲出的张力。玉带轻摇，红绒婆娑，虎头金牌缠在腰际，在威猛的底色上又加抹一笔俊逸洒脱之姿，一个“挂”字，金牌随身摇摆跳脱的轻快意趣隐隐流出。”金”“玉”“红”描颜色质地，“龙口”“虎头”壮气势声威，绝无一字落空。
“旌旗影里骤骅骝”与前两句的实处写形不同，转为影中传神，流光幻彩，往来驰骤，颇有“光影驰西流"（三国魏曹植《野田黄雀行》）的观感。唐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有“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骏马如飞，在旌旗耀眼斑斓的光影间倏忽而过，“骤”字言速度气势，更言风采神韵，举重若轻，把铁马漫卷的元军描述得有如天兵天将般飘洒烂漫。
最后，“得志秋，喧满凤凰楼”中“凤凰楼”可能是实景，杨果《越调·小桃红》有“玉箫声断凤楼”句，这里指朝廷、京城。这一句写凯旋还朝，举城欢腾。至此，几个画面一气贯下，一幅比一幅气势足，一幅比一幅动感强，如鼓角横吹，战鼓频催。最后，色彩、光影、音声、动静、神情等所有信息全由一个牢拢场面气氛感极强的“喧”字点化，一支首尾完具流光幻彩的小令便这样遏云而出。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干净利落的表达，作者在动词的选择上很讲究。”藏”“挂”“骤”“满”，下字稳重响亮，与句尾平声的平滑清扬相衬相应，抑扬顿挫，金石铿锵，讽咏之间颇有列队前行的战阵进行曲的声势。
跟伯颜小令指点江山气定神闲的丞相气质相比，这一首的虎啸风生、奔腾驰骤正突显出一位冲杀万马军中不可羁约的勇将本色。在云一窝、月一梭叹世归隐情绪弥漫的元代曲坛，这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夫马上之曲可称独步。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