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花间集》结集之后，所以不见于《花间集》。作品描绘的是成都的的风光和生活。词中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并使描写的物象有机地组合为一体，构成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
此词发端以淡淡的笔墨点明时令：“天初暖，日初长。”成都四季分明，冬尽春始，景象不同。这两句写春天来了，用两“初”字，而且都是就感受着笔的。天初暖，写气候特征；日初长，写昼夜特征。两句看似平易，却是咏早春的不可移易之语。大地经过沉睡的冬季之后苏醒了。无边的春色使词人情不自禁地叫出一声“好春光”。紧接着以“万汇此时皆得意，竞芬芳”来补充“好”字的内容。万汇，包括各种竹木花树。它们新叶不同，颜色不同，花儿不同，在春风的吹拂下争奇斗艳，处处给人以竞相比美之感。词人先用一个“得意”，再用一个“竞”字，像以浓墨重彩在表现热闹的春意。
下片写园林春色，是特写，是近景。一场春雨，竹林中新笋从点点如钱的绿苔地里迸发出来，第二句“花偎雪坞浓香”与首句“笋迸苔钱嫩绿”对仗，景致互相映衬，香色纷陈，更为突出。繁花，花团锦簇，如绰约少女依偎着雪坞，浓香四溢。词人在迷人的春色中流连忘返，不觉到了黄昏。天空泛出彩霞，他举目望去，柳丝夕阳，构成了天然图画，词人忽发奇想问道：“谁把金丝裁剪却，挂斜阳？”春柳嫩叶初萌，色如金线，故白居易《杨柳枝》说：“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均匀的柳丝，两两相对的柳叶，像天工剪裁而成。贺知章《咏柳》说：“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后二句人称神来之笔，欧阳炯化用其意以写早春园林夕照，创造了新的意境，余味无穷。
《凉州词》是乐府诗的名称，本为凉州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诗，描写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战事。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族趁虚大兴甲兵，东下牧马，占据了唐西北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等几十个州镇，从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诗人目睹这一现实，感慨万千，写了《凉州词三首》，从边城的荒凉、边塞的侵扰、边将的腐败三个方面，再现了边城惨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边事的深切忧患。
其一：
第一首诗描写边城的荒凉萧瑟。前两句写俯仰所见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仰望边城上空，阴雨笼罩，一群大雁低低飞过。诗人为何不写边城晴朗的天空，却选择阴沉昏暗的雨景，因为此时诗人无心观赏边塞的风光，只是借景托情，以哀景暗示边城人民在胡兵侵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为增强哀景的气氛，作者又将这暮雨雁飞的景置于特定的时节里。边城的阴沉悲凉，若是霜秋寒冬，那是自然物候；而这时既不是霜秋，也不是寒冬，却是万物争荣的春天。“芦笋初生渐欲齐”，俯视边城原野，芦苇吐芽，如笋破土，竞相生长。这句已点明寒气消尽，在风和日暖的仲春时节，边城仍然暮雨连绵，凄凉冷清，很容易启人联想那年年岁岁的四季悲凉了。这两句写景极富特色。俯仰所见，在广阔的空间位置中展现了边城的阴沉；暮雨、芦笋，上下映照，鲜明地衬托出美好时节里的悲凉景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后两句叙事。在这哀景之下，边城的悲事一定很多，而绝句又不可能作多层面的铺叙，诗人便抓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事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中的“碛（qì）”，是沙漠；“安西”，唐西北重镇，此时已被吐蕃占据。眺望边城原野，罕见人迹，只听见一串串的驼铃声消失在遥远的沙漠中，这“遥过”的铃声勾起了作者的遥思：往日繁荣的“丝绸之路”，在这温暖的春天里，运载丝绸的商队应当是络绎不绝，路过西安，通向西域；然而如今安西被占，丝绸之路受阻，无数的白练丝绸不再运往西域交易，“应驮”非正驮，用来意味深长。诗人多么盼望收复边镇，恢复往日的繁荣啊！“应驮”这点晴之笔，正有力地表达了诗人这种强烈的愿望，从而点明了此诗的主题。
这首绝句，写景叙事，远近交错，虚实相生，给读者的联想是丰富的。一、二两句实写目见的近景，以荒凉萧瑟的气氛有力地暗示出边城的搔乱不安、紧张恐怖，这是寓虚于实；三、四两句虚写耳闻的远景，从铃声的“遥过”，写到应驮安西的“遥思”，以虚出实，在丝绸之路上，掠夺代替了贸易，萧条取代了繁荣，这虽是出于诗人的遥想，但已深深地渗透到读者想象的艺术空间。
其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这首诗写诗人狱中凄惨的生活和对家人怀念的感情。这两首诗意境妻凉，感情真挚，心理描写动人。
诗的前两句描写御史台森然阴风阵阵的萧瑟环境，苏轼在阴冷孤寂的狱里睡不着，想起面对刽子手的情形，心惊胆战。
第三、第四句用“命如鸡”表达出苏轼对自我命运任人鱼肉的无奈和沉痛。这是一个亮节高格者的悲叹，不管身处何地何时，苏轼都始终追求这种自由、自我的坚定人格。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苏轼觉得自己罪无可赦，思念起孩儿们，希望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平常就好，能够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快要死了，还没让妻子过上富贵平安的日子，觉得特别愧对共患难过的妻子。这其中不无诗人悟透人生，平常就好的淡泊哲理。
结尾两句，苏轼希望葬在为官过的杭州。这表现出苏轼的忠直秉性，展现出他当官为民的作为和风骨。
在这首诗中，苏轼写了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自己的感怀，还有自已死了之后尸体埋葬何地的嘱托。其哀伤之情浓郁，昔日气势全然不见，所以读此诗又不同于苏诗其他之作，别有一种情深凄怆之感。